我們後世，好像一提維新，都隻說好的一麵，維新者好像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其實一件事，人們既有做的自由，也有不做的自由，難道隻有殺身成仁才是道德和世間唯一可以接受的結果？這樣的苛求對人對事也太過嚴酷，戊戌變法的結局和收束，“六君子”的喋血固然是曆史之痛、曆史之悲，但世人誰不希望帝後兩黨合力攜手精誠一致，共把國家這破舊的如老牛一樣的破車往富強變法的路上推呢？那時並沒有幾個是觀望著，我們後來的讀史者不能一麵把廉價的頌歌遞給那幾位烈士的殉身成仁，一麵就把鄙夷白眼歹毒的詛咒送給大多數涉事官員的持重和不參與；真誠良善的願望與手段的下作和把目的的高尚還原為手段的高尚是不在同一層麵，也非曆史的公允，所以我們不能將主動告密同被動彙報等同視之，認為隻要袁沒有獻身戊戌變法，就是個背叛維新理想、應該受曆史唾棄的被“戊戌六君子”染紅頂戴的小人，這樣的話，是可疑的，並應受到質問，我們不應隻站在受難者一邊，我們應站在事實真相的一邊。
四
在曆史上，真正把袁世凱臉譜塗抹成白臉，像一塊抹布人人唾棄、受人詬病的，是袁項城當國後把龍袍披在自己膀子上的稱帝。但我說，在這片土地上，有的隻是長出的秕糠，袁項城不可能成為華盛頓，我們知道，華盛頓和袁世凱的人生底蘊和質量不在一個檔次，袁世凱成長的環境是長在尊孔祭天、不知民主為方為圓的國度，讓他成為順應民主潮流的新人，無疑是高估了他滿肚子裏東方糧食的發酵——東方的燒酒和西方的紅葡萄酒釀製的方式不同，口感不一，主要是原材料的差異；袁世凱是曆史進程中孤獨的過客，是使我們民族前行必然付出的代價，即使在袁項城之後，我們現實堅硬的土地上，那些民族的精英和主導者，有誰不是雖然已不再頭頂冠冕南麵而向，但始皇帝的影子和手段還是影影綽綽地在我們大地上奔競。他們在擊碎了一個個舊的專製體製時，又真正為我們的文化和曆史創造了什麼建設了什麼？帶給我們的又是什麼呢？擊碎一個舊世界誠然不易，建設一個新世界更是艱難。
《劍橋中華民國史》有一段文字，最契吾心，作為總統的袁世凱，“雖然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說是由於自我誇大引起的，還不如說是由於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
不把稱帝的罪都算在袁世凱一人的頭上，輕飄地為曆史結賬，這不僅僅是在衡量袁世凱個人的質量，也是在衡量一個民族的質量，我們要追問的是，袁氏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和民眾都準備好了嗎？我們前人留下的專製統治的印記是從娘胎裏帶出來的，是長在我們皮膚的某處，可能是手臂處可能是屁股處，可能是額頭處，但最深的是長在血裏，流淌在我們的周身，我們不能尋找為專製買單的“替罪狼”，我們都有狼的基因。
1775年4月19日，做為英國殖民地的北美大陸發生了一件改變世界曆史進程的事件：北美民兵與英國皇家軍隊在列克星敦發生了戰鬥。以此為開端，美國人打響了反對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5月10日，第二次大陸會議通過了對英武裝鬥爭的宣言，同時宣布成立自己的軍隊——大陸軍。曾在英國軍隊中服役並取得了上校軍銜的喬治·華盛頓被任命為大陸軍總司令，這位英格蘭移民的後裔率領著一支裝備不良、缺乏訓練的隊伍開始了和其宗主國的血戰。經過殘酷的戰爭，北美人民最終獲得了勝利，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