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魏忠賢殺（魏）大中，謂為大铖陰行讚導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貪橫，鋤正引邪，六十老翁複何所求？而若敖（通“熬”，煎熬）已餒，何不覓千秋名，乃遺萬年臭？[107]
兩段話並而齊觀，才是比較完整的認識。就東林-複社來說，國家危難時刻，未能聚焦主要矛盾，全力赴當務之急，確係難辭之咎。然而與這種過激相比，以阮大铖為代表的一班貪橫之徒，滿懷私欲，毫無急公近義之心，才是葬送國家的真正根源。這樣的是非，必須分清。
所以，黃宗羲在讀到夏氏父子的《幸存錄》、《續幸存錄》後，很不讚同，麵對同一營壘裏出現這種議論，他略無避諱，針鋒相對寫出《汰存錄》，加以批評：
愚按：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此彝仲學問第一差處。莊烈帝亦非不知東林之為君子，而以其依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製乎東林，故參用之。卒之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是莊烈帝（即崇禎皇帝）之所以亡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彝仲猶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108]
這段話，是直接針對剛才夏允彝那段引文而發，語氣之激烈，不免令人感到對那樣一位殉國烈士有失恭讓。但在黃宗羲看來，事關大是大非，“當仁，不讓於師”，何況同道？他認為，善與惡沒有調和的可能和必要，推動曆史和政治朝善的方向發展，是必須堅持的立場，不存在對惡妥協的問題，這是治亂之別的根本。他再次重複了對於帝權的批判，指出帝王（哪怕是崇禎皇帝那樣就個人品質而言相對不壞的帝王）本質上不以天下之治為目標，為了“家天下”私利，他們對於“君子”（善）和“小人”（惡），采取參用手法，從中製衡，這正是國家不得其治、終於頹亡的原因。隨後，他提出如下觀點：
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今必欲無黨，是禁古今不為君子而後可也。[109]
什麼是“東林”？古往今來，所有推動曆史進步、努力建造好社會、與奸惡勢力不懈鬥爭的健康力量，凡屬這種追求或這樣的人，無論出現於何朝何代，都是“東林”。曆史本來有“黨”，天然存在正邪之分，怎麼取消得了，又何能混淆？
醍醐灌頂，耳目一新。
讀《汰存錄》，筆者油然想到約三百年後的魯迅。這兩位浙江老鄉之間，真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黃宗羲如此苛對夏允彝，某種意義上我頗感不忍。不過，放下尊敬和仰視，我以為黃宗羲所談處在更高的層麵。夏允彝的反思，為明朝解體而發。黃宗羲則是從曆史正義的高端，論析基本原則，以及人們應有的抉擇。朝有存亡，代有興替；把握住正確的曆史觀，總比一時一地的得與失重要。
同時也猛然意識到，從東林到複社，明末黨爭中前仆後繼、代代湧現的知識精英，是如此朝氣蓬勃。他們的信念、激情，以及因此迸發出來的不可思議的才華，乃是中華持續千年的文明繁榮和新的苦悶所共同作用、孕育的結果。不消舉更多的例子，單單一個夏完淳，倘若你肯去讀一讀那部將近八百頁的《夏完淳集箋校》，定會為這個犧牲時年齡不過十七歲的少年，有著如此高貴的人格、如此巨大的才華、如此豐厚的學識、如此精深的思索，而目瞪口呆。他的形象，描寫出一個真正的“青春中國”，一個在思想、文化乃至社會政治上潛藏甚而已經展露出原創能力的中國。至此，筆者不禁再度感慨於清朝的入主之於中華文明可能的豹變乃是極嚴重的幹擾。興許，東西方文明的賽跑，就差在這二三百年之間。
注釋：
［1］孔尚任《桃花扇凡例》，《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1頁。
［2］孔尚任《桃花扇小識》，《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3頁。
［3］孔尚任《桃花扇小識》，《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3頁。
［4］孔尚任《桃花扇本末》，《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5頁。
［5］孔尚任《桃花扇小引》，《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頁。
［6］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57頁。
［7］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39頁。
［8］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40頁。
［9］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1～24頁。
［10］眉史氏《複社紀略》，中國曆史研究社編《東林史末》，神州國光社，1947年，第204頁。
［11］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83頁。
［12］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3～24頁。
［13］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4頁。
［14］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3頁。
［15］眉史氏《複社紀略》，中國曆史研究社編《東林史末》，神州國光社，1947年，第181頁。
［16］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38頁。
［17］羅哲文《總序》，《園治》，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卷首（無頁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