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列為“順案”首要的三人，是崇禎末期極活躍的“清流”大名士，當時俱以正人自居，城破後卻“認賊為父”。三人中，除周鍾外，都算是敝同鄉，也即阮大铖同鄉；龔鼎孳合肥人，光時亨桐城人。龔鼎孳和周鍾的行徑相對確鑿。龔氏先降闖再降清，後在清朝官至尚書；周鍾據說曾向李自成上《勸進表》、代草《下江南策》，中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漸德”[65]等語，馬士英的奏疏稱：“庶吉士周鍾者，勸進未已，又勸賊早定江南，聞其嚐驟馬於先帝梓宮（棺木）前，臣聞不勝發指。”[66]光時亨據說曾力阻崇禎南遷，而城破後又“躬先從賊”[67]，但後有不同材料說明他是被誣陷和冤枉的。清末，馬其昶先生說：“公初墮陴（城牆），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卒殞命於奸人（指馬、阮）之手，事既已驗白，而野史誣載，至今猶被口語。……當公之下獄也，獨禦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禦史者，即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雲。”[68]李自成潰逃後，周鍾、光時亨脫身，輾轉回到南方，龔鼎孳則留在北京歡迎滿清。眼下，正好可以治這兩位南還之人的罪。
治“從逆諸臣”之罪，倫理甚正，又深得民意（當時南中這一呼聲很高），阮大铖鬼就鬼在這裏。他是項莊舞劍，暗度陳倉。不能正麵和直接打擊東林-複社，就先迂回、再牽連。比如以周鍾牽連周鑣。周鍾、周鑣是堂兄弟，又同為複社骨幹，而周鑣在《留都防亂公揭》事件中非常賣力，有人對阮大铖說：“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之黨，又以詬公而媚鑣。”[69]阮遂“銜鑣刺骨”。他通過發動“順案”，先將周鍾下獄，繼而逮係周鑣。其實，周氏兄弟素來不和，“以才相忌，各招致門徒，立門戶，兩家弟子遇於途，不交一揖”[70]。論理，兄弟反目若此，不合以周鍾牽連周鑣，但阮大铖確是善做文章的人，連這種家族內部矛盾，他也能夠利用。《小腆紀年附考》記載，周鑣的叔父等告了一狀，稱：“家門不幸，鑣、鍾兄弟成隙，鑣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等書，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且鑣於陛下登極首倡異謀，是鍾罪止一身，鑣實罪在社稷也。”[71]雖然我們沒有旁證，但此事相當蹊蹺，周鑣叔父很像受人指使，將罪名一股腦兒推在周鑣身上，或曾被暗示如此可以開脫周鍾，亦未可知。
要之，假“順案”為繩索，阮大铖終於啟其翻案、複仇之幕。
十
弘光間，馬、阮並稱。但論做權奸的天分，馬士英不及阮大铖遠甚。後者甲申年九月起用，權勢激增，大有後來居上之勢。起初，他以馬士英為靠山，後來實已將其甩開，而另抱粗腿。確定吏部尚書人選一事，顯示某種程度上，阮大铖的權勢已能與馬士英分庭抗禮。當時，馬士英屬意張國維，阮大铖則欲用張捷。某日，忽接中旨，任命張捷為吏部尚書。“內傳忽出，士英撫床驚愕，自此始憚大铖”。[72]要知道，阮大铖此時官職不過是兵部右侍郎，馬士英卻是內閣首輔。換言之，總理幹不過一個副部長。其實，從阮大铖通過大太監為自己拿到兵部右侍郎的任命一事，已見出苗頭。李清描述他的強勢：“阮少司馬大铖意氣軒驁，侵擾詮政，其門如市。”[73]還提起一次親身經曆：
予以謁客過阮司馬大铖門，見一司閽者，問曰：“主人在否？”
閽者對曰：“若主人在，車馬闐咽矣，如此寂寂耶？”予為一歎。[74]
可惜弘光朝太短命，前後存世一年，阮大铖則總共隻有八個月來表現他的弄權天賦，從身陷逆案之人而冠帶覲見，而添注兵部右侍郎，而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乙酉年二月初六，1645年3月3日），雖未躋身內閣，但稍假時日，莫說入閣辦事（其實他後來雖無閣臣之名，已有閣臣之實），取馬士英而代之恐怕也指掌可取。
阮大铖追逐權力的推動力之一，自然源於報仇雪恨的渴求。他曾當麵對吳梅村發出警告：
吳學士偉業以奉差行與阮戎政大铖別，大铖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為政耳。歸語聲氣諸君（你那些複社哥兒們），猿鶴夢隱，定不起同文之獄也。”[75]
似乎是網開一麵：放下屠刀，猶可成佛；重點則實不在此，重點是“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為政耳”這一句。他當然不會停留於口頭威脅，以“順案”為突破口，切實付諸行動。
繼周鑣、雷祚下獄之後，更大的網拉開了。十月丙子（11月20日），安遠侯柳祚昌（亦即為阮氏奏請添注兵部右侍郎的那人），疏訐翰林院學士徐汧：
自恃東林渠魁，複社護法。狼狽相倚，則有複社之凶張采、華允誠，至貪至橫之舉人楊廷樞。鷹犬先驅，則有極險極狂之監生顧杲。皇上定鼎金陵，而彼公然為《討金陵檄》，所雲“中原逐鹿、南國指馬、祈哀犬羊、分地盜賊”，是何等語！乞大奮乾斷，立逮徐汧，革去舉人楊廷樞、監生顧杲，先行提問，其餘徒黨，容臣次第參指，恭請斧鉞。[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