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二人實召左兵（左良玉兵變），趣賜自盡。乃各作家書，互書”先帝遺臣“於腹，投繯死。遺命勿葬，如伍子胥抉目事，置棺雨花台側，未浹月（不足一個月）而南都破矣。[94]
以上，僅為零散迫害，實際上阮大铖已做好準備，隨時開展一個全麵打擊東林-複社分子運動，將其一網打盡，並擬就一份名單：
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铖欲阱諸異己，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95]
《幸存錄》也說：
未幾，有妖僧者，自稱先帝，又自稱為某王，殆類病狂者，而張孫振與大铖欲借以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鹹列焉，即餘未嚐一日為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廉，而羅織俱欲首及之。[96]
之前，名單認定工作早就悄悄進行，”阮大铖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為蝗，複社為蝻，諸和從者為蠅為蚋“。[97]蝗、蠅易懂，蝻是蝗之幼蟲，蚋便是蚊子。他總共編了三本名冊（《蝗蝻錄》共有正、續兩本），以蝗、蝻、蠅、蚋為比喻，分別列入東林、複社成員，以及東林、複社的追隨者。然後，一直等待合適的時機。甲申年十二月起，接連發生大悲和尚、南來太子等案，因案情牽及帝位，阮大铖認為是絕好由頭，就此發難。所謂”羅漢“、”菩薩“等名目，與魏忠賢編造《東林點將錄》，比照《水滸傳》一百單八將給東林要人逐一加派諢名的做法，一脈相承，等於阮大铖不打自招。此名單，《小腆紀年附考》第327、328頁有較詳披露，於茲不贅。而所有史家一致認為，名單一旦落實，國中清流，將無孑遺。
事在一發千鈞之際。李清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聞馬輔士英亦不欲，故止誅大悲。”[99]夏允彝也說：“馬（士英）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99]除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即左良玉突然兵變，以清君側之名，拔營東來，阮大铖輩已無力將大獄付諸現實。
乙酉年三月二十五日[100]（1645年4月21日），左良玉自武昌反。左良玉與東林淵源甚深，他的“清君側”，公開理由之一是替東林打抱不平，時人有詩，將該事件形容為“東林一路踏江南”[101]。左氏起兵前，在宣言中怒斥阮大铖：
睚眥殺人，如雷祚、周鑣等，鍛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為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102]
事變既生，馬士英、阮大铖悉遣江北重兵迎拒左良玉，黃淮防線為之一空，清兵渡淮時，“如入無人之境”[103]。以此觀之，明不亡於寇虜，而亡於黨爭之說，倒也鑿然。
十一
夏允彝之子夏完淳，被郭沫若歎為“神童”。郭這樣說：
夏完淳無疑是一位“神童”，五歲知五經，九歲善辭賦古文，十五從軍，十七殉國，不僅文辭出眾，而且行事亦可驚人，在中國曆史上實在是值得特別表彰的人物。[104]
這位絕世的少年，年僅十七被滿清大員洪承疇殺掉之前，踐行父親臨終之托，續完《幸存錄》。其中對弘光朝事的一番總結，令曆來識者撫膺擊節：
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聞。[105]
自崇禎十七年五月福王監國，至弘光元年五月朱由崧北狩，一年之內，國家態勢基本如此。
這也便是夏完淳之父夏允彝於南京陷落、痛不欲生之際，所剴切書寫的反思：
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而平心論之，東林之始而領袖東林者……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敵製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嚐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可謂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則兩者同之耳。[106]
何為痛定思痛，莫過於此。
除夏允彝以“清流”營壘同誌身份，所道出的悔恨自責之聲，我們也應看一段李清從黨派之外做出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