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寧織造署西花園說”來源甚早。在脂硯齋主人對《紅樓夢》的評語中已有暗示。從60年代起，台灣趙岡力主此說，他在《紅樓夢考證拾遺》
和《紅樓夢新探》中都認為江寧織造府行宮西花園即大觀園。1980年他發表的《再談大觀園》以《紅樓夢》所描寫的大觀園與南京行宮圖相對照，最後指出：“這個榮府西花園，也就是南京行官的西花園。”南京吳新雷在1979年寫了《南京曹家史跡考察記》，考出大行宮小學操場的一角即當年西花園的西堂。
周汝昌在50年代寫的《紅樓夢新證》，提出了“恭王府說”。吳心柳的《紅樓夢散記》提出了同樣看法。陳從周在1978年寫了《關於恭王府的通信》。信中從古建築特點出發，指出了恭王府與大觀園的驚人相似之處，有一種內在的聯係。周汝昌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於1980年以《恭王府考》為題，出版了11萬字的專著，全麵論證了恭王府的地理環境、景物遺存、建築布局、府第沿革等與大觀園有著密切的關係。當年“恭王府說”曾得到周恩來的關注，他親自參觀了恭王府，發表了意見：“要說人家是想象，但人家也總有些理由。”“不要輕率地肯定它就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但也不要輕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周恩來還指示保護好府第，作為紀念曹雪芹的地點之一。
“一夢紅樓二百秋，大觀園址費尋求，燕都建業渾閑話，旱海枯泉妄覓舟！”大觀園的真實園址，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謎。
天安門得名趣談
天安門早先叫“承天門”，是明、清兩代的皇城正門。明朝永樂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命蘇州人士蒯祥設計，共用四年時間竣工。天順元年七月初七，“承天門”忽遭雷擊，一場大火，使城樓焚毀大半。到成化元年修複，崇禎十七年(1644年)重建，即今日之城樓模樣。清初的順治皇帝下令“承天門”改名為天安門。
天安門取意於“受令於天平安吉祥”一說。這裏的“安”字作太平天下之意外，據說主要是為了不再遭火災雷擊的意思，這不僅可以從城樓名字的意思中看出，另外從天安門與承天門的設計構成也有“消防安全”之意。十分突出的一點是在天安門前開鑿了一條五百尺長、十八公尺寬的玉帶河。我們如仔細觀察天安門，不難看到許多龍的形象。龍固然是封建帝王的象征，但也有治水防火之意。新中國成立後，天安門城樓上安裝了避雷針，並在城樓內配備了特殊消防器材，使這天安門更加名副其實了！
京城特殊景觀——國旗觀禮1949年10月1日下午2點55分，毛澤東主席、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沿著天安門城樓西側的百級磚，登上了天安門城樓。3點10分，曆史性的時刻來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請毛主席升國旗。”毛澤東用力地按動了電鈕。
那麵巨大的國旗緩緩地被藍天摟到懷裏，定格在225米高的白色旗杆上。
歲月流逝，紅旗依舊。但由於沒有重視對國旗意識的宣傳，國旗意識逐漸在一部分群眾中淡漠了。
在50年代和60年代，升旗任務是由曆史博物館幾名供電工人承擔。每天早晨，他們中值班的就肩上扛著國旗來天安門廣場，將國旗升起，傍晚再降下收起。每天升降旗並沒有嚴格固定時間，時早時晚，顯得極不莊重。
1969年冬季，不少群眾對國旗升降提出意見，國旗代表國家的尊嚴，國旗升降是嚴肅的事情，應該規範升降國旗儀式。在群眾的呼聲中，國旗的升降任務移交給執行天安門地區警衛任務的北京衛戍區某部官兵。但也僅僅是一人扛旗、一人護衛，升降國旗雖有固定的時間，但仍顯得很不莊重。
1982年12月28日，武警部隊成立，天安門守護國旗任務由衛戍區移交給武警部隊。武警部隊很快便組建了國旗班，開始醞釀莊重、規範的升旗儀式方案。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一遍遍地演練，一個簡潔、莊重的儀式產生了。三名身穿司禮服的戰士，由中間一名扛旗，兩名戰士護旗前進。為了表現祖國與日月同輝的意思，每天讓太陽與國旗同時升起和降落。根據多方提供的資料測算，太陽從躍出地平線到完全升起的時間為2分零2秒。所以，國旗從地麵升到旗杆頂也必須是這一時間，經過多次調試後的升旗機關，恰好使兩個時間相吻合。
天安門廣場國旗升降時間是由北京天文台的天體力學專家林亨專門計算的。早晨，當太陽的上部邊緣與天安門廣場所見的地平線相切時，為升旗時間；傍晚，當太陽的上部邊緣與天安門廣場所見地平線保持水平時為降旗時間。季節不同，國旗的升降時間也就有所差異。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時間由早晨7時36分逐漸提前到淩晨4時46分，平均每天的升旗時間依次提前約一分鍾。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時間由4時46分逐漸推遲到7時36分，升旗時間平均每天推遲52秒鍾。12月31日至1月10日之間與6月7日至6月21日之間，每天升旗時間分別為恒定的7時36分與4時46分。國旗的降旗時間同樣也分為逐漸推遲或提前的兩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