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令克侯於”一句，與《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的記載相認印證，召公就封於燕是史實。北京師範大學周史專家趙光賢教授和北京大學北京史專家侯仁之教授等人根據出土文物的銘文，及對《尚書·召誥》、《逸周書·世浮》等古書的記載和先秦史曆表、“28星宿”的研究考證，認為“武王十一年伐紂，公曆是公元前1045年，這一年周王封召公於燕，至今已有3035年”。也就是說北京作為都城之始也有3000多年了。東晉時，鮮卑族的前燕君主慕容俊從東北進入中原，以薊為都，前後凡八年。唐朝安史之亂時，安祿山史思明先後自稱大燕皇帝，以範陽(今北京一帶)為都城。這是北京稱大都、燕京之始。五代時，劉守光率兵奪取幽州(今北京)，即皇帝位，國號大燕，史稱劉燕、以幽州為都城。加上遼、金、元、明、清、民初及今天，北京共十二次為都。
新中國定都北京城內幕
在人民解放軍取得了三大戰役勝利後，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的曆史轉折時刻，中共中央於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全會作出決定，從即時起，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並擬定，已經獲得和平解放的北平，作為將要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
一代偉人毛澤東以其見微知著的遠見卓識，對新中國首都的選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九月會議”，這是自日本投降後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對徹底推翻國民黨政府後，中共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政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明確說明：“我們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權不僅僅是工農，還包括小資產階級，包括民主黨派，包括從蔣介石那裏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政權製度采用民主集中製，即人民代表會議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構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軍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根本不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不同於蔣介石五院分立的國家政權。因而，在國都選址上不能將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作為新的人民國家的首都。
蔣介石定都南京，毛澤東定都北京，反映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政權的根本對立。這種政治考慮是定都北京的首要原因。
為了能夠定都北京，毛澤東一開始就力爭確保北平能夠完整無缺地和平解放。
在“九月會議”期間，毛澤東同當時負責一兵團在山西作戰的徐向前的談話，也透露出毛澤東和平解放北平與定都北平的心願。
毛澤東對徐向前說：“如果閻錫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麼請他把軍隊開到汾孝一帶。我們曾采取多種方式爭取和平解放太原，還動員閻錫山的老師帶了以我的名義寫給他的信，進太原找老閻。結果他不但不聽勸，反而不顧師生情誼，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給殺了，可見他頑固得很。”
毛澤東接著若有所思地說：“看來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為了實現北平和平解放，毛澤東指示要動員一切力量，積極做好北平守軍長官傅作義將軍及上層軍官的統戰工作。遼沈戰役後，天津解放，北平20萬傅作義部守軍猶如甕中鱉，陷入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中共中央派中央軍委副參謀長葉劍英參加與傅作義的和平談判，在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下，傅作義於1949年1月21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編，古老的北平和200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得以完整保存。
新中國第一任北京市市長葉劍英向毛澤東彙報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
說到北平和平解放後，不少民主人士來信來電給我們，表示他們堅決擁護共產黨，要和共產黨更好地合作，並希望共產黨在北平成立全國性政府。
毛澤東聽後，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說，看來這些民主人士還不知道我們已經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把北平定為首都了，慢慢他們就會知道的。但是要最後決定還得開政協會議。
北平和平解放，北平所有名勝古跡都受到了保護，沒有遭到任何損失，城市裏的生產和生活一切照常。這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將北平定為首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定都北京還有安全方麵的考慮。
1949年初，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抵達西柏坡的當天，就和夫人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遞給王稼祥一支煙，自己也吸了一支，問：“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還有石頭城南京或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裏最為合適？”王稼祥略作思考，很快回答：“能否定在北平？”毛澤東要他談談理由，王說：“我認為，北平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而無戰爭之憂；而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離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所以，我認為北平是最合適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澤東笑著，不住地點頭。事實上，王稼祥的看法和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的看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