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方古典文明的東方觀
一、東方觀的濫觴
西方文化起源於希臘，希臘地處地中海。地中海向西就是浩瀚的大西洋，由於航海技術限製，古代希臘人還不能在大西洋進行遠航。因此古代希臘對於世界其他民族的經驗集中於東方，希臘人自稱為西方，將亞洲的波斯人等稱為東方。
希臘水手在地中海航行，以西側的陸地為歐羅巴，以東側的陸地為亞細亞，當時他們並不知道這就是以後世界兩大洲的分界。東方為亞細亞，就是以後的亞洲；西方為歐羅巴，就是以後的歐洲。至於為何如此命名，人們爭論不休。其中一種說法是，亞細亞是愛琴海太陽升起一側的名稱，而歐羅巴則是愛琴海太陽落下一側的名稱。也有西方曆史學家認為，亞細亞與歐羅巴都是古代神話中女性的姓名，以後被用於代表兩大洲。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大洲的名稱來自於古代希臘。在東西方相互認識的過程中，埃及人、希臘人、波斯人、印度人、以色列人互相之間接觸較早，而遠東其他民族較晚才被認識。
古代西方對東方文明的認識經曆了不同階段。在第一階段的認識中，希臘人曾經把位於北非的埃及看做東方的主要國家，並且以埃及為東方文明的代表。埃及文明早於希臘，而且埃及、利比亞都曾與希臘有過頻繁的文化交往，這些地區相對於希臘，地理位置都偏向東方，所以希臘人將他們看成是東方人。這時的希臘人對發達的埃及文明還是羨慕的，對東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基本肯定的。第二階段是雅典時代，即公元前6世紀前後，古代希臘文明達到較高程度，其中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對世界整體性認識的萌芽。發生於這一時期的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戰爭，使希臘人產生截然不同的異己文明——東方——的印象，東西方二元化的立場開始形成。從希羅多德開始，歐洲與亞洲、希臘與波斯成為西方與東方的代表，這時希臘人對於東方文明的態度十分矛盾，睥睨與恐懼、神秘與好奇等多種複雜心理同時具有，對於東方社會製度、經濟與物產、人民生活方式等有許多猜想。
真正區分不同東方的是希羅多德的《曆史》，這是對西方曆史學的一個重大貢獻。希羅多德首次明確了遠東與近東的概念，東方，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有遠東與近東之分。當時他並不知道有中國，但是已經指出波斯距離希臘較近，另外還有“最東麵的民族”就是印度。
公元前6世紀，雅利安人已經將領地向南推進，印度已經是經濟文化繁榮的文明古國之一，並不比希臘落後。另外，這時的希臘人已經知道賽裏斯人等其他東方民族，並且將賽裏斯人看成是世界最東方的民族之一。關於這一時期希臘人的看法，可靠的資料並不多，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希臘人克泰夏斯關於賽裏斯人與印度人的記載：
賽裏斯人及北印度人，相傳身體高大，達十三骨尺（cubits），壽逾二百歲。格忒羅斯河（Gaitros）畔某處有人，其形類獸，皮與河馬相似，故弓箭不能入。
克泰夏斯生活年代大約於公元前5世紀到前4世紀，相當於中國周代。這種記載具有神話性質，如同中國《山海經》中所述海外諸國一樣，估計是古代民族之間的直接或間接接觸中所傳達的異域消息。
二、東西方的早期接觸
公元前4世紀，亞曆山大東征，成為西方對於東方認識新階段的開始，亞曆山大的大軍征服了波斯、小亞細亞、北非，直到印度。公元前327年亞曆山大的軍隊進入印度河流域，因為氣候炎熱與瘟疫流行，才沒有繼續前進。亞曆山大建立的大帝國雖然時間很短，但是使得東西方國家之間第一次實現了全麵的交流。以後，東西方關係進一步擴大，地中海民族對於東方的國家與民族有了新的認識。經過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再發展到全球海上航線的開通，無論是對於近東還是遠東國家，西方人都有了更為深入與切實的看法。
中國人與希臘人一樣，從最初的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逐漸向“萬國世界”的認識轉化。根據中國曆史學家的看法，史書所載“黃帝登昆侖”，表明中華民族的先祖已經到達了西域各國。而當時的西北地區活動著多種民族，其中的安息、大夏、康居、月氏等民族，顯然是不同於中華民族的人種。這些民族後來在匈奴、突厥等遊牧民族的威脅下，陸續西遷，離開了西域，進入歐洲與西亞，有的成為了西方古代民族。中國漢代已經完全清楚西方羅馬的存在，《史記·大宛列傳》與《後漢書》中關於大秦與其他羅馬別名的記載，說明中國人當時已經知道，在世界的西方有一個發達的文明國家，其人民類似於中國人，土地肥沃，物產富饒，有健全的國家製度，“置三十六將，皆議國事”，甚至提到了他們的市場交易規則。中國人隱約意識到，這個遠方的國家不同於當時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而是一種與中國的文明程度相近的國家。當時的局勢是，大漢帝國與羅馬帝國都在努力尋找到達對方的通路，但是居於兩大文明與兩個大陸中間的安息國阻斷了這種聯係，使得兩大文明不能全麵接觸。
161年，羅馬皇帝馬爾庫斯·奧留斯·安東尼派出使者到東方。162—165年間，羅馬征服了帕提亞人，解除了古代羅馬的重要威脅之一。166年羅馬使團到達中國，這一年是漢延熹九年，這是羅馬第一個到達中國的使團，也是地中海文化的使者第一次正式進入中國。以後的幾個世紀中，西方不斷向東方派出各種宗教人士以傳播基督教，再加上印度佛教、波斯拜火教、伊斯蘭教的大傳播，這樣就在東西方交通要道上形成了一種壯觀的交流局麵。在東西方交流中兩條路線同時在其間展開，一條是傳教士、教士、教民與各種各樣的學者，他們來往於東西方國家之間，進行傳教、朝聖等活動與學習交流；另一條路線則是商業交往，東西方之間的大量貨物與產品交易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兩條路線其實是基本合一的，這就是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
第二節 近代西方對東方的看法
一、中世紀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關係
從中世紀到文藝複興這一曆史時期中，西方改變了對東方的原有的認識，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原本是專製而強大的波斯與富饒文明的中國、印度，現在卻成為了落後愚昧的東方、野蠻的東方。與東方的交流開始變成對東方的掠奪和以傳播宗教的名義進行文明征服。在西方人眼中文明差異變成了文明的等級高低不同，西方成為高級的文明，其他文明則被認為是低級的，“羅馬之外全部是蠻族”的思想成為主流觀念，並且在以後的各個世紀中越來越強，直到現代社會的到來。
10世紀開始，西方經濟發展速度加快，與此同時，西歐的城市化也隨之產生，到16世紀之後，西歐工商經濟基礎已經基本形成，新的國家政治製度已經初現雛形，新興的人文主義與科學技術進一步豐富了西方文化。經過產業革命，西方在世界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領先於世界。正是由於這一曆史原因，西方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才出現了不對等。
東西方之間的交往從中世紀到文藝複興幾經反複，曾經興旺發達的商業貿易一段時期幾乎中斷。陸路交通上，受到阿拉伯帝國興起的影響，經常處於交通隔絕的狀態。隻有在蒙古帝國打通歐亞大交通的時代，才建立起短暫的聯係，但是好景不長，隨著蒙古大帝國的崩潰，東西方交通再次基本斷絕。其原因在於，從西亞到中亞這一咽喉地帶再次被奧斯曼帝國所壟斷，使得商人們望而卻步，於是漫漫絲綢古道，駝鈴聲稀，商賈冷落。雖然不像有的學者斷言絲綢之路已經斷絕，但它們已經遠非當年的興盛景象。
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一段插曲經常被人們提到，那就是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約1254—1324）於13世紀進入中國。當時由於蒙古人的征伐，東西方交通處於戰爭狀態下，相互隔絕的時間已經很長，有的西方人已經對遠東與中國感到完全陌生。所以當《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出版時，竟然被視為奇書，書中記述了一個當時不為多數歐洲人所知的中國文明。絕大多數人認為世界上竟然存在著比歐洲還發達的東方文明是不可想象的，從對這本書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東西方文化關係的真相，可以看出當時歐洲人對於中國的了解真是非常之少。
中世紀東西方交往中有一些重要的曆史事件與現象，從這些事件與現象中，可以看到世界主要文明之間的聯係在這一曆史時期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麵古老的東方文明仍然在繼續對西方發生影響；另一方麵，歐洲人對於東方產生了不同看法，有了新的東方觀念。
中國的四大發明在這一時期西傳歐洲，成為影響世界文明發展趨勢的大事件。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與造紙術是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發明。它們傳入歐洲之後，推動歐洲航海、軍事、經濟與科學飛躍發展。近代西方科學的先驅、英國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一書中，指出這些發明是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發明，這是一個公正的評價，可惜的是，培根竟然不清楚這些發明是中國人完成的。明代來到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是中西關係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他進入中國後，還不承認西方的印刷術是從中國傳入的。他曾經比較過中國的印刷術與西方的印刷術：
他們的印刷比我們的曆史悠久，因為在五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印刷術，但與西方的有所不同。中國字的數目極多，不能用西方的方法，不過現在也采用一種拚湊法……至於論速度，我覺得西方印刷工人排版與校對一張所用的時間，與中國工人刻一塊版所用的時間不相上下，也許中國工人所用的時間還少一點。
但也有相當多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承認，中國的這些發明使世界受惠。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使得哥倫布能夠完成環球航行，開辟世界海上航線。中國人發明的火藥使西方能夠製造槍炮，不幸的是，這些槍炮竟然成為近代西方殖民者們用來敲開中國大門、屠殺中國人的利器。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與造紙術是近代文明推廣的主要工具，在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們向中國人宣傳福音書時，他們並未意識到，他們手中的《聖經》與來自於中國人發明的紙與印刷術緊緊聯係在一起。
二、早期傳教士的活動
向東方傳教是從基督教誕生之後就開始的事業，無論是天主教還是耶穌教，無一不把東方看做最重要的地區。西方向東方派出傳教士至今已經有1 000多年曆史，其中派出人員最多的是在17世紀之後。中世紀來東方的傳教士人數不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曆來的傳教活動中，人數最少的是東正教，在東方信徒最少的也是東正教。中世紀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中，最有影響的是景教傳教士，其傳教活動頗具傳奇性，成為東西方關係史上的一段很具有研究價值的曆史。傳教士的活動是雙向的，一方麵是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麵則是通過傳教士們的活動把東方國家的狀況向本國反映，這為西方了解東方開辟了一條途徑。絕大多數西方人包括政府都是通過傳教士來了解東方的，所以西方的東方學研究中，傳教士的書信、日記、著作與雜記等都成為最重要的文件。這就產生了一種極為不利的情況，傳教士們畢竟是從宗教活動角度來看待東方事物，在政治經濟思想方麵都有許多偏見，這種偏見通過傳教士們的眼睛，傳入了西方世界，左右了西方人的看法。
海上交通航線開通之前，來到東方的傳教士中能稱職者其實屈指可數。這一時期，意大利人在東方探索中居於重要地位，因為意大利是歐洲工商業文明發展的前鋒，而意大利工商業能夠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與東方的貿易，來自東方的香料、絲綢、染料等產品是意大利貿易的主要貨物。同時，意大利在歐洲宗教中所處的特殊地位——羅馬教廷就在意大利的領土之上，也是它首先派出大批傳教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與遠東的交往中，第一位來華傳教士是意大利的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Garpin），史稱“第一位東方傳教士”。他受教皇英諾森四世派遣，於1245年出發來華，主要任務是說服蒙古人信仰基督教，與歐洲十字軍夾攻穆斯林軍隊。眾所周知，蒙古人與歐洲教皇之間的交往曾經引起世界關注，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宗教關係。因為唐代之後，歐洲人對東方的目光已經不再緊盯著中國了，而是轉向突然崛起的穆斯林國家。信奉實用主義的基督教徒要對抗伊斯蘭大帝國，從戰略上拉攏蒙古人是至關重要的。當年遊牧民族匈奴人進入歐洲，致使羅馬帝國滅亡的曆史給歐洲以深刻教訓，所以發展蒙古人信仰基督教成為了教皇的重要任務。可是這位傳教士似乎是位飽學之士，他最感興趣的不是蒙古人的政治動向，反倒是中國文明。第二位是方濟各會的約翰·孟加維諾（Jean de Monte Corvino），他於1289年前後來華，在當時的元大都傳教，後來由於功業不俗，受到教皇的獎賞，可見當時他是來華傳教士中相當傑出的人物。第三位是方濟各會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86—1331），他與孟加維諾是同一時代的人，繼孟加維諾之後來到中國。鄂多立克善於觀察，好學深思，但不擅長著述，他的名著《鄂多立克遊記》據說是別人根據他的口述記載下來的。這本遊記與馬可·波羅的遊記相比，雖然不如後者那樣廣為人知，但是很受曆史學家們欣賞，因為其中提供的曆史資料更為史學家們相信。
鄂多立克大約於1322年到1328年在中國傳教，1331年回到意大利後去世。他東行的路線是從中東到波斯灣入海，到印度西海岸的塔納登陸，經斯裏蘭卡到南洋，在遊曆了南洋諸島之後，經越南到廣州。在中國境內，他先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泉州，然後北上到達杭州與南京，經揚州到元大都，在這裏居住了大約兩年，然後到達中國的山西與西藏，後經過中亞地區與波斯，回到意大利。這一路線完全是根據他的書中記載來確定的。如果認真考察，其中當然有相當多的可疑之處，如從西藏到中亞的路途當時沒有開通，西方人到西藏的可能性不大。
鄂多立克遊記中對於東方國家從波斯到印度、中國都涉及了，是全麵的東方遊記，與同時期及其後的阿拉伯人的遊記相比，記述內容廣泛，見解深刻，有獨到之處。他認為東方國家宗教是多樣的，撒拉遜人即阿拉伯人的宗教、偶像教等在這裏可以並存。其中特別關於元朝的多種宗教有詳細的記載。
關於中國的記載中的一些資料有一定的曆史價值，比如有關於景教在中國傳播的記載。這是一條重要史實。書中第35節說到揚州城中有“聶斯脫裏派的教堂”，以後的曆史記載與考古發現證明了這一記錄是可靠的。來到汗八裏城後，描述這裏的莊嚴宏偉的宮殿與王宮禮儀也很精確，但關於國家的行政劃分隻作了最簡略的記載：
這個帝國被其君主劃分為十二部分；每部分叫做一個省（singo）。這十二個部分中，蠻子那部分構成一個省，下屬兩千大城。並且，確實地，他的那個帝國是那樣大，如有人想逐個訪問這些省，那他要足足花上六個月的時間；而這尚不把為數五千的島嶼算在內。它們不包括在十二個省中。[再者，有四名大臣管治這位大君王的帝國。]
作者關於中國社會行政管理機構的觀察顯然十分粗略，記載也不夠詳細。
在鄂多立克之前，《海屯行紀》（原名《行紀》）是中世紀最早的東方遊記之一，作者是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他於1254—1255年間來到中亞地區與中國北方，先是晉見拔都及其子，然後再拜見蒙古王。如果此行果真如作者所言，那麼他們的行程穿越中亞與中國，是中世紀極為重要的東方行紀。這本書受到地理學家們的極大重視，書中的路線及所記載的地名對於研究變化多端的中亞古代地理極為重要。但是相比之下，這本書中對於東方世界的了解實屬不多，其中有相當多的怪誕神奇的描寫，如描寫沿途所見的蠻族時說，在契丹那邊有個國家，其中女的是人形，天賦理智，而男人卻是狗形，缺乏理智，大而有毛等等。這種記載與其說是曆史不如說是神話，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山海經》之類。中國的《山海經》是與古代希臘神話同時代的傳說，這種遊記卻寫於早已進入文明社會的13世紀，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當時的西方對於遙遠的東方是多麼缺乏了解。其中有的記載至今已經完全不可考證，如在準噶爾沙漠中，作者遇到了野人，他們是啞的，“還有黃黑色的野馬，黑白色的騾子，大過馬驢；還有雙峰野駝”。關於野人，也有一些曆史學者有過零散的記錄，但流行不廣。而有人推測，作者所見到的野馬可能就是著名的普氏野馬。關於雙峰野駱駝，已經被當代生物學家們所證實，世界上隻有兩個國家有野生雙峰駝，其中一個國家就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