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東方探險的終結：中國的發現
海上大交通主要分為兩個曆史階段。第一階段是葡萄牙與西班牙於15—16世紀所進行的海上探險，分為兩條航線。一條是繞過非洲南端到印度洋的航線，由於這條線路經由非洲，這就使得殖民主義者進入非洲成為必然。另一條航線則是穿過大西洋，經麥哲倫海峽，來到太平洋，發現新大陸美洲，殖民主義從此進入美洲。兩條路線的探險分別以葡萄牙與西班牙為主。第二階段是17世紀歐洲列強對北極、大洋洲等地的探險。前後經曆200多年，世界主要國家與地區都被一一發現，這也使得殖民活動遍及全球，世界文明體係得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前兩條航線最終會聚於南中國海。1509年，中葡兩國商人在馬六甲海峽初次會麵，1513年葡萄牙人先來到了寧波海岸，然後轉向珠江三角洲定居。1565年前後，定居於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來到中國福建海岸，開始定居。其後不久，英國等列強也進入南中國海，這就使中國成為世界文明體係形成的中心，海上交通的終結點。
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傳教士與商人們最先大批來到遠東，見到了傳聞已久的東方絲綢之國，這打破了以往隻有少數冒險家與敢於冒險的傳教士才能踏上中國與日本土地的局麵，其後到遠東成為歐洲的時尚，各國紛紛組織傳教士們進入東方。也就在這一時期，歐洲的耶穌會成立，耶穌會是基督教中新派組織，文藝複興之後在歐洲成立，它的成立是基督教近代發展的結果。耶穌會的指導思想與傳統教會有相當大的不同，其重視宗教理性，宣傳文明與進步。耶穌會教士中有不少立誌於科學研究的學者，來到中國的教士不但傳播宗教，而且帶來了歐洲的科學與學術。由於耶穌會教士素質較高，能夠將西方科學技術介紹給中國知識界，並且采取所謂“合儒”的方針，改變了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傳教士不能深入中國社會的局麵，使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往有了大的進展。耶穌會大批教士遠行東亞，進行深入考察，這些傳教士在華期間便將中國社會狀況以書信形式向國內報告，他們回國後幾乎人人著書立說，使東亞社會的真實狀況被歐洲所知。
葡萄牙第一位派駐中國的使節托梅·皮雷斯（Tomé Pres）的《東方概要》於1515年前後在馬六甲等地寫成，其中關於中國的記載是歐洲人最早的東方印象之一，他寫道：
中國皇帝不信教，他〔擁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中國人是白人，和我們的皮膚顏色一樣。大部分人穿黑棉布做的袍子，跟我們的差不多，隻是很長。冬天腿上套上像短襪一樣的氈子，腳穿製作精細的短靴，身著羊皮和其他皮毛的衣服……中國皇帝不是父子相傳，也不傳給侄子，而是由常駐北京的王國委員會進行選舉，並經大臣們通過產生。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早期葡萄牙人關於中國的記載是初步的印象，其中關於生活風俗方麵的內容大多是符合實際的，但關於社會政治方麵的見解有不可靠的地方。原因可能在於作者未能來到中國封建統治的中心北京等地，隻是在南海一帶活動。不過類似這樣的記載在西方相當多，流行一時，引起了民眾對東方的興趣，也推動了歐洲與中國的交往。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是16世紀對於東西文化交流貢獻最大的傳教士之一，也是最早為中國人所熟知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本人是一位虔誠的教士，也是傑出的學者，1582年來華。他在中國期間認真學習中國語言文化，成為了傳教士中的第一位真正的中國通。在此之前，西方傳教士研究學習中國文化者固然相當多，但是西方國家大多數使用拚音文字，表意文字的漢字對於他們來說相當難學。來華傳教士中，能熟練講漢語、用漢字書寫者並不太多。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與它的思維方式等方麵有直接的聯係，中國的語言文字與思維方式與西方相異，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能進入這一文化傳統的傳教士很少。同時，多數傳教士來中國傳教時並不了解中國現實，不懂中國的儒釋道思想，直接將西方基督教教義向中國人灌輸，結果無不遭到慘敗。利瑪竇接受了他們的教訓，他知道：要想教化中國人，必須先學好中國的語言文字，熟悉中國的文化，在中國的士大夫中紮下根，才可能使基督教深入中國人心中。從廣東肇慶到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利瑪竇廣泛結交中國各界人士，從朝廷大臣到布衣庶民。當時的中國名士幾乎都與他相過從，李贄、袁宏道、袁中道、徐光啟、焦竤、章潢、李日華、李之藻等人更是經常與他討論學術問題。利瑪竇勤於著述，除了傳教外，還把西方科學技術介紹給中國人。他在中國出版的《乾坤體義》、《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同文算指》等書，多數是采用各種形式與中國學者合作的，這使他聲名大震。同時，他的《中國傳教史》一書在歐洲引起巨大反響，其中關於中國社會與科學的詳細而真實的描繪，使歐洲人看到了一定程度上是相當真實的中國，塑造了近代以來的東方觀念。
利瑪竇認為，中國與西方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西方多以基督教為國教，中國雖然沒有基督教，卻有孔子的學說，這種學說世代左右中國，包括皇帝的作為也要受到儒學的製約。他明確指出，孔子不是神，即儒學不是神學，但同時他又認為儒學是宗教，因為其作用與基督教等宗教是相同的。這對於西方震動極大，世界主要文明中，除了中國之外尚沒有以一種非神學的思想體係來治理國家的。中國不但做到了這一點，而且成功延續數千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曆史奇跡。中國的統治思想與社會的關係，對於歐洲是一個震撼，它引發歐洲思想家對自身文化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的推動力來自於中國。如果從西方的曆史來看，任何西方文明的反思主要隻是內部的反思，直到20世紀後期才有了對於理性中心的批判，與16世紀西方首次對於基督教本身的反思相比，甚至連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這樣離經叛道的批判都成了小巫見大巫，因為由中國引發的批判是真正的神學批判，其激烈程度更是遠超過德國宗教改革中的路德等人。這是一種世界性的文明批判，是無神論文明對於一神論文明的批判，其意義可能會在較長的曆史時期之後，才能更深刻地為世界所認識。
世界交往史上有許多相似的事件，中國曆史上有一位不諳外文的翻譯家名叫林紓，他根據懂外文的人口述從事外國小說翻譯，成了知名的翻譯家。同樣，西方也有一位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學者，他寫的中國曆史成了西方影響最大的中國史。這就是西班牙的門多薩（J.G.de Mendoza），其名著《中華帝國誌》被當時人稱為“中國的大百科全書”，是全麵描寫中國曆史文化的傳世之作。門多薩本是一名普通的奧古斯丁教會的傳教士，他傳教的地區並不在中國，而是在墨西哥。1580年，教會曾經命令門多薩到中國來，但是因計劃改變沒有成行。這可能形成了他的中國情結。他受命編寫一部關於中國的最全麵的論著，獲得材料的方法就是廣泛利用所有到過中國的傳教士的記錄與書信等。1585年這部書以西班牙文出版。這本書是當時所有關於中國文獻的集成。《中華帝國誌》內容豐富，涉及中國的語言文字、社會體製、科學技術與文明傳統等各個方麵。作者掌握的關於中國的資料，雖然不是第一手資料，其中難免有不實之處，但是由於作者知識豐富，思考縝密，這本書對於中國的介紹大體上是成功的。正因為如此，作者的許多觀念也影響了當時西方世界，成為西方人看中國的一種重要參考。
16世紀後期隻是歐洲傳教士來華的開始，17—18世紀大批的傳教士進入中國。這是中世紀長期隔離之後雙方接觸的開始。工業革命之後，英法等國的大工業生產領導世界文明潮流，使它們逐步取代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地位，成為海外擴張的主力。到了17世紀之後，隨著對中國更深入的了解，東方研究呈現了新的形勢。英法德等歐洲大陸具有相當高的思想文化水平的大國加入東方研究，徹底改變了東方研究的淺層次觀察局麵，深入理解東方文明的時代已經到來。啟蒙主義時代是東西方互相認識最為深刻的時期，也隻有在這一時期中，西方中心觀念的影響最小。特別是傑出的法國啟蒙思想家與德國思想家們，開始以文明對話的觀念來研究東方。從表麵上看來，歐洲對東方與中國的看法波瀾起伏，似乎沒有規律，但事實上，從這種曲折的認識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雙方各自運動所引起的文化格局的變化。啟蒙主義之後，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實用主義觀點、文化自我中心與殖民主義心理愈來愈明顯，一直持續到美國漢學家的加入研究。英美法德等國漢學家的研究，使得漢學研究的財力、物力、人力與資料都極大豐富，但同時由於嚴重的偏見、文物掠奪與偷運等行為，也宣告了它的衰落。
第三節 18世紀之後歐洲對中國與東方的看法
經過兩個多世紀對中國印度的探索，大批傳教士、商人、學者與旅行家寫出了大量的遊記、論文、傳記與各類著作，介紹與研究中國。從17世紀中期開始，在歐洲形成了第一次“中國潮”，一直延續到18世紀。在這一時期，歐洲對於東方文明雖然也有批評，但相當多的人是持讚賞態度的。從1840年到1900年，西方工業化國家內部新舊交替繼續進行，德國、日本、俄國等新興工業強國參加到世界帝國爭霸的行列，東方再一次成為西方強國的犧牲品，這是中世紀之後西方再次超越東方的時代。這時，西方對於中國的態度也轉變了，古代希臘人對於波斯人的批評再次在20世紀重現，所謂“東方專製主義”、“神秘的東方”、“木乃伊式的帝國”等輕視與敵視東方的說法盛行起來。這就是近三個世紀以來歐洲東方觀的主要模式，與之相適應的東方學也發生變化，從萊布尼茨等人的東方觀到美國費正清等人的東方帝國理論，表現出大致相同的起伏曲線。更重要的是，就在這一時期，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對東方的殖民與“征服”也在進行。這種“征服”雖然由於曆史環境的變化，與非洲黑奴販賣和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殺不相同，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是與西方同等的文明，對於此時的西方來說，中國隻是一個比非洲與美洲稍發達的殖民地國家。
一、18世紀歐洲啟蒙主義的東方觀
歐洲的東方觀念的發展，除了受時代因素影響之外，歐洲民族文明程度的差異也是一個決定因素。利比裏亞半島上的葡萄牙與西班牙雖然借助於地理大發現，最早進入東方國家，但是伊比利亞半島的這兩個國家畢竟不能與後起的英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列強相比，如果要充分理解中國這樣一個東方文明古國，尚缺少思想與文化的準備條件。隨著時代的進步，西歐發達文明對於偉大的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正如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所說，地球兩極的偉大文明會產生相互的吸引力。
18世紀歐洲出現了三種中國學研究的專刊，它們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學研究在歐洲的成立，西方人稱之為漢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雖然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影響，但是係統研究西方的學術刊物並不多見。這三種研究中國的專刊是巴黎耶穌會雷裏主編的《耶穌會士通信集》，由杜赫德主編的《中華帝國全誌》，最後一種是《中國雜纂》。這三種法國出版的刊物影響相當大。同時，有關中國的學術爭論此起彼伏，連續不斷，這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極大興趣，也加深了對中國文明的性質、中國宗教道德與西方之間的差異等方麵的理解。
真正對中國文明進行了深刻理解的並不是親自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甚至那些在中國居住了數十年的人，依然表現出對於中國文明的隔膜。相反，倒是一些從未來過中國的理論家，他們以其偉大的思想家的品質和深刻的見識，對於遠隔重洋的文明表示了理解，這就是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
當歐洲已經成為工業化社會時，中國仍然是農業大國；當歐洲已經以君主立憲製度而自豪時，中國仍是專製帝國。這就使得兩種文明的比較集中於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差異和專製製度與民主製度之間的差異上。這樣，東西方的政治經濟對比，已經成為歐洲學者特別是傑出的啟蒙主義思想家與當時一切傑出學者最關心的問題。法國經濟學家佛朗斯瓦·魁奈（Quesnay，1694—1774）的見解在當時很有代表性，他以中國為榜樣來批評歐洲的政治經濟。魁奈的巨著《中國的專製製度》發表於1767年的《市民日誌》。這部著作的俄譯本發表時，譯者特意作了一段說明：“這部著作當然不能看是曆史作品。中國隻是魁奈用以敘述自己思想的一個方便的手段，其內容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完全沒有聯係的。”魁奈與啟蒙主義者狄德羅、伏爾泰等人十分關注中國研究，魁奈在書中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是根據“曆史學家與旅行家的敘述”，而這些旅行家們“大多數是親聞目見的，並且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一致，所以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相反，倒是認為魁奈不了解中國的人舉不出任何例證來說明自己的看法。
魁奈認為，中國政府與製度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而科學基礎又是符合自然原則的，這兩者是統一的。
你們已經研究了廣大的中華帝國建立在科學和自然規則上的政治製度和道德製度，這種製度也就是科學和自然規律的發展結果。
為什麼魁奈會主張建立一種專製製度，並且認為這種製度是“科學和自然規律”發展的結果呢？
魁奈認為社會的基本規律是對人類最有利的自然規律，這種規律既是實際的，也是具有社會道德的。在建立社會秩序時，不應當把政權交給暴君，這樣的君主並不是專製的實行者，相反是專製的掠奪者。政權也不應交給貴族，否則會引起權力的衝突。同時，最高權力也不應當是民主的，因為百姓的“愚昧和偏見”會產生無窮的欲望與狂暴的行為，會使國家變得“動蕩不安與遭遇可怕的災難”。政權應當是統一的，“因此，它應當集中在一個統治者的手裏”。
此外，維持一個國家存在的基礎在於農業而不是其他，這是魁奈與重商理論的一個根本區別。魁奈認為，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史看，“除了同一切社會組織為敵的盜匪集團以外，所有其餘的社會團體都是靠農業聯合起來的，如果沒有農業，它們隻能組成不完善的民族。隻有從事農業的民族，才能夠組成穩固和持久的國家”。他反對向個人征稅，因為征稅會在不提高勞動生產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價格，造成勞動、產量與人口的遞減。他認為這是中國政府不同於歐洲國家之處：
根據中國人的意見，同樣不能對食物或人們日用必需的商品征稅，因為這就是意味著對人們本身征稅，對他們的需要和勞動征稅，從而把似乎為滿足國家的需要而征收的這種稅，變得反而加速國家的破滅，因為它把國家交付給許多征收這種可恥的稅的貪婪的人或敵人。
相當多的西方人認為，東方民族人民意誌孱弱，缺乏反抗精神，由於受專製製度長期統治，使其如同僵化的木乃伊一樣，沒有活力。但是魁奈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政府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恰是一種文明的表現：
有一種非常普遍的看法，認為國家隻能有暫時的統治形式，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不斷改變的，國家有它的創始、發展、衰落、滅亡。這種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把統治中的一切混亂現象都認為是合乎自然秩序的。難道這種荒謬的宿命論能為理智的光輝所接受嗎？恰恰相反，確立自然秩序的那些規律是永恒的和顛撲不破的，統治中的混亂現象隻是由於這些永恒的規律遭到破壞的結果，這不是很清楚的嗎？中華帝國不是由於遵守自然規律而得以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嗎？那些靠人的意誌來統治並不得不靠武器來征服人的民族，難道不會被人數眾多的中華民族完全有根據地看做野蠻民族嗎？這個服從自然秩序的疆土遼闊的帝國，不就是一個穩定而持久不變的政府的範例嗎……然而難道不能說，中國政府所以能保持這種幸運的和經久的不變（uniformitié），隻是由於這個帝國比別的一些國家較少遭到鄰國的侵襲嗎？但它不是也曾被占領過嗎？難道它的遼闊的土地不曾遭到分裂和形成幾個國家嗎？由此可見，它的政府所以能維持很長的時間，並不是由於局部的情況，而是本質上的穩固的秩序。
中國文明的長期持續的根本秘密在於它的文明的本質及其特殊發展規律，而不是其他任何外部原因所能解釋得了的。魁奈所提到的幾個觀點其實都是歐洲最常見的看法，但就是這樣一些常見的錯誤看法，歐洲當時最傑出學者都不能完全解釋。如果與魁奈相比，即使當代的一些東方學家都難免相形見絀。中國長期穩定並不是由於沒有鄰國侵略，眾所周知，中國從殷周時代起就邊患不斷，從匈奴到突厥、蒙古、女真等周邊民族與國家長期進犯中國。但是中國的命運與羅馬不同，中國戰勝了匈奴、突厥等民族，保持了長期的穩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當時是東亞最發達與最強大的文明國家，所以能創造農業民族戰勝遊牧民族的奇跡。同時，中國也不是沒有分裂過，甚至還被異族占領過，但是，中國並沒有最後分裂，占領者並未成為真正的征服者，蒙古人與滿族都歸化了中國文明，完成了文明轉型，中國文明仍然保持了統一性。當然，中國文明並非絕對完美，特別是在文明轉型之後，在長期封建專製統治之下，思想僵化，故步自封。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由於自身素質的限製，不可能自然接受世界文明體係形成後所必然產生的交流與推動，使得中國文明在近代落後，這也是不可忽視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