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儒釋道三教問題的討論中，較多地圍繞朱熹與武夷山道教的關係展開。朱熹雖為理學大家，但長期在武夷山停留的經曆使他與武夷山道教有著種種不解之緣。因此，朱熹個人有著強烈的武夷山情結。【27】而且，在武夷山時期，他還與諸多道士交遊頻繁。【28】事實上，無論是因朝廷敕封而得以興盛，還是日後道門不斷發展，武夷山道教都與以朱子理學為代表的儒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武夷山源遠流長的道教文化對這一帶的理學家產生了深厚影響，它在宋代的興盛又營造了朱熹理學道門氣質的文化氛圍。朱子理學體係的創建也受到武夷山道教氛圍的深遠影響。就朱熹個人而言，學者分別從朱熹生活世界中的道教、朱子理學與道學道教、朱熹與道教金丹修煉思想、朱熹對《陰符經》的吸收與借鑒等方麵討論了朱子理學與道教的關係。此外，還涉及朱熹的養生思想。事實上，不僅朱熹在武夷山與道門中人多有來往，享有“東南三賢”（即朱熹、呂祖謙、張栻）之稱的理學思想也都與武夷山有著深厚淵源。【29】
武夷山三教同山的特征還體現在道教宮觀中。作為道教名觀，衝佑觀也是宋代及以後曆代理學家們闡釋儒家經義，傳播理學思想的講壇。因此，衝佑觀既蘊含著道教文化的精髓，又閃爍著儒家傳統文化的遙遠光環。武夷山不僅是洞天福地，而且是曆史上著名的“道南理窟”。楊時等大儒曾將這裏作為理學重心南移的中轉站，也是朱子理學由誕生走向成熟的大本營。在這個過程中，武夷山衝佑觀發揮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既是理學家宣講儒家經義，傳播理學思想的講壇，又是宋代儒釋道相互融會貫通的交流站。同時，宋代理學還從多方麵給武夷山衝佑觀道教學者的理論帶來新啟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南宗五祖白玉蟾。當然，武夷山發達的佛教文化也對它的道教和朱熹理學產生有一定影響。【30】
（六）旅遊價值
武夷山道教文化可以細分為道教山水文化、道教神仙文化、道教名士文化、道教宮觀建築、道教摩崖文化。它們既是曆史文化遺產，又是難得的旅遊資源，有著可貴的旅遊價值。【31】充分了解現狀的基礎上，指出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同時進一步思考以後的旅遊開發。【32】開發武夷山道教資源時，生態問題值得注意。從生態鏈角度出發，對武夷山道教文化旅遊項目的開發和管理做學理分析，顯得頗有意義。【33】
（七）道教遺址
除了幾座大型宮觀，武夷山還散存多處道教遺址。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道教遺址是廣義上含有豐富道教內容的曆史遺跡。通過考察武夷山宗教文化遺跡和景觀，可以對曆史時期出現在這一地區的各種宗教實體形成總體認識。【34】武夷山的懸棺就有著道教底蘊，是武夷山地區原始宗教理念業已形成的重要物證。【35】作為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武夷山有大量的摩崖石刻。武夷山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對這些珍貴的資料進行編著，彙總成書出版。【36】除了數量不菲，這些摩崖石刻還積澱了深厚的曆史內容和文化底蘊。學者將武夷山摩崖石刻豐富的文化內涵總結為十個方麵，認為它們“並非孤立為用，而往往是有機的交織組合在一起綜合為用”，隻有對其基本特征做整體把握才可能得到正確的解讀方法。【37】
二、相關資料
與武夷山道教文化相關的資料主要有實物資料和文獻資料兩種。實物資料包括宮觀遺址和摩崖石刻；文獻資料有誌書和文集。
目前，除止止庵、武夷宮、桃源觀等幾處現存大型道宮建築較為完整外，武夷山還有散落多處的宮觀遺址。雖然其中很多遺址的保存狀況不夠好，但它們仍然可以為研究者提供文字資料以外的新材料。現在，這方麵的工作尚顯欠缺，有待於進一步挖掘。【38】
武夷山地區的摩崖石刻頗為豐富，是武夷山曆史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源遠流長的人文底蘊孕育、吸引了眾多的文人騷客，他們不僅吟詩作賦，而且留下了琳琅滿目的摩崖石刻，成為武夷山曆史文化的實物見證。據史書記載，武夷山摩崖石刻始於東晉，曆經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國，綿延不絕。由武夷山市地方誌編纂委員組織編定的《武夷山誌摩崖石刻》以武夷山風景名勝區為主，對武夷山市境內、散落在景區以外的零星崖刻也都有收錄，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優點主要體現在：收集全麵、資料翔實、圖文並茂。是武夷山目前最全麵、最翔實、最權威的摩崖石刻彙編。全書的編撰體例以各景區作為區分，分別就每一個景區內所包含的石刻資料進行收錄，景區以外的列為“其他景區”。不過，由於主題所限，對於“曆代的碑刻、坊刻，以及今人移置、豎立的卵石、石幢上的題刻”，本書都未作收錄。在彙集全部摩崖石刻原圖的同時，該書還附上了相應的敘述文字，除了對題刻全文做呈現外，還提供了題刻本身的曆史演變、書寫規格等信息，以及作者簡介和內容的淺釋。不但增強了可讀性，而且為讀者提供了盡可能全麵、豐富的信息。此外，對於地方誌中有記載，但至今未見到實物的，將其列於附錄中，以便於日後查找。還有部分石刻由於嚴重風化已無法識別，誌書中也沒有相關記載，暫且不作收錄。【39】
關於武夷山道教的誌書，主要是曆代修撰的《武夷山誌》。從宋代劉夔首次編纂誌書到清代董天工，前人修纂的《武夷山誌》共有十四種。除其中四種保留至今外，其餘都已散佚。明朝徐表然撰《武夷山誌略》（以下簡稱徐誌）共四卷，主要內容有武夷山圖序、武夷題詠紀、武夷序紀、武夷山圖繪紀、武夷山水總圖、南唐禦帖、國朝祀典、公移、九曲擢歌、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古風、七言古風、長歌、武夷宮左之圖、武夷宮右、寓賢序、諸賢圖序、仙真序、列僑圖釋。【40】這是現存較早、保存較完好的有關武夷山的善本方誌之一，現藏於河南大學圖書館。徐誌的優點在於：體例嚴謹、考證翔實、插圖豐富、名人題詠很多。正是因為這些獨有的特點，使它不僅受到當時人的歡迎，而且在後世廣為流傳。清朝人董天工編撰《武夷山誌》時也曾參考過這個版本。【41】不過，董天工所纂山誌（以下簡稱董誌）最為美善。董天工（1703—1771）為福建省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人。作為本土學者，出於對家鄉的熱愛，他在遍覽武夷山水的基礎上，又對舊誌書和詩文收集，進而成就了這部十五餘萬字的巨著。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董天工開始編撰誌書，兩年後完成。董誌詳細敘述了武夷山的山水、形勝，曆代所受敕封，以及曾到過武夷山的名臣、官宦、隱士、僧道等，還有一些古建築的興衰情況。【42】由於對前人成果進行充分借鑒，吸取了其中的精華部分，使其成為諸多武夷山誌中體例最完善、內容最豐富的一部。迄今為止，它是“研究武夷山景點名勝、奇峰怪石、秀水靈泉、地理特征、儒釋道三教同山、物產習俗等文化資源的權威史料”。今又有方留京等人對董誌進行重新點校，他們參照董天工曾參考過的幾部誌書對其中的出入和錯誤之處予以糾正，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