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精舍又被稱為“紫陽書院”，“宋淳熙十年，朱文公卜築於此。後公之季子侍郎在、塚孫郎中鑒葺其舊而廣之，號紫陽書院”【54】。南宗祖師張伯端被尊稱為“紫陽真人”，朱熹別號亦為“紫陽”，朱熹在年輕之時，當遷居崇安之時，又命名其學習場所為“紫陽書堂”，“韋齋……疾革，以書托孤於劉子羽。子羽為築室裏第之傍。熹乃奉母遷崇安，榜其居曰‘紫陽書堂'”【55】。朱熹歿後，其子朱在修葺舊址後，又將之命名為“紫陽書院”，父子倆共同偏愛於“紫陽”二字，這不可能是一種巧合。由此可見，朱熹從小就受到道教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延續著，使得朱熹對道教有著一種自然之偏愛，無論其政治立場和文化立場如何鮮明，但是對道教的感情卻始終存在。
朱熹在進入“知天命”之年，實現了一種蛻變，並展開其一生中最為光輝之教學曆程。在此曆程開始之前，則有著一首詩歌，能夠說明道教、道士對朱熹思想觀念轉變之影響。
用前韻別機仲
君家道素幾葉傳，隻今用舍懸諸天。
屹然砥柱戰河曲，肯似落葉隨風旋？
奮髯忽作蝟毛磔，浩氣勃若霄中煙。
隱憂善喜遺直在，壯誌未許前人專。
武夷連日聽奇語，令我兩腋風泠然。
初如茫茫出太極，稍似冉冉隨群仙。
安能局促夜起舞，下與祖逖爭雄鞭。
終憐賢屈惜往日，亦念孔聖悲徂川。
願君盡此一杯酒，預澆舌本如懸泉。
沃心澤物吾有望，勤移忍繼鍾山篇。【56】
此詩乃朱熹去官後，落寞歸於武夷山時，得劉甫之“奇語”後有感而發，並以此詩文贈與袁機仲，向友人告別之際，亦抒發胸臆，表明誌趣。劉甫具體所言，現已無從考察，也不甚重要了。而丘理真先生在《武夷活源》中認為此時“朱熹明顯地受到了武夷山道士的激勵”。我們從詩文觀之，則此觀點十分在理。首先，詩文前四句，指出了道教人士為自身文化之傳承所做的努力，他們的努力體現於“水底山巔”，他們的誌向不肯“似落葉隨風轉”，而浩氣升騰若“霄中煙”，當朱熹看到先賢道士仍存於天地間的“遺直”時，則極大地激勵起了存於胸間之“壯誌”，雖然心中有很大不滿與委屈，“終憐賢屈惜往日，亦念孔聖悲徂川”，但是當“盡此一杯酒”之後，朱熹已經默默決定“沃心澤物吾有望，勤移忍繼鍾山篇”。其次，以曆史具體情形觀之，個體當得意時，亦多是其入世為官，而當去官後，則更多地會傾向於道佛。此時朱熹正是去官而歸，心情失落，那麼道教的精神內涵和處事方式也自然而然更符合朱熹此時之心境。再次，武夷山在宋代前本以道教為主，山中多羽客，而朱熹自幼學習道家道教思想，亦結識許多羽客。以上三點，從不同角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此時朱熹受到道士的影響，從而在思想上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而朱熹在武夷山一線天對麵刻下“天心月明”四字，也傳達出他心猶天高，誌如月明，立誌“忍繼鍾山篇”。
朱熹寓居武夷山五十載，對道教經典深入研究，尤其是莊老。到了後期，他則用心於《周易參同契》和《陰符經》研究。晚年，朱熹曾用“空同道士鄒”注釋《陰符經》。朱熹曾說：“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意出，隻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隻是不欲得。”【57】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中論述道：“此乃朱子之自信語。亦是朱子確曾下過功夫，故能有此自信。可見朱子於各家說莊老者，亦曾博覽縱觀，乃欲以解經方法來解子，解莊老二書，運用純客觀方法，以求發得莊老二書之本義與真相。惟因精力不敷，興趣不屬，乃置而不為。”【58】由上述論述，我們得知朱熹對於道教經典之研究是極為深入，且富於自我之心得，故敢稱“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而朱熹在學術上則為十分嚴謹之人，但凡無深刻依據，則不會亂下定論，由此則更能說明朱熹與道家道教的深刻淵源。
然而，錢穆先生的論述，亦有紕漏，見於“惟因精力不敷，興趣不屬，乃置而不為”。該論述，表麵觀之，似乎事實便是如此，然而當仔細考量，我們可知，朱熹從未“置而不為”，相反，朱熹在建構自己理學體係之時，必然要回歸到先秦老莊所建構的本體論之中，而本體論又直接會對宇宙論、心性論的建構產生重要影響。然則，各家有專屬自己之表達方式與表達詞彙，朱子既然自詡為儒家，並宣稱要光大儒學之“道統”，則必然要將自己置身於某一界限之內，這便必然會造成表麵上的錯覺，似乎意味著朱子從左而不屬右，歸此而不為彼。然而事實證明這些界限隻是人為的麵上之附會，實際上，儒釋道思想深深地融於朱子一身，而這也是朱子最終能集大成之深刻原因。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即從朱熹所處的環境而論，他一生居住五十載左右的武夷山在宋代以後才真正意義上進入了“三教圓融”時期，在宋以前，則主要以道教為主，並處於一個相對封閉之狀態，朱熹時期，則又以道儒為主，故此大環境亦是朱熹所無法跨越的。朱熹為武夷山帶來了新的動力，並使得武夷山煥發榮光，古老的洞天成為了儒釋道“三教圓融”典型場所，至今依然生生不息。
此種景觀得以形成，不論朱子有心栽花還是無心插柳，然事實卻從更深層、更內在的角度論證了朱熹對道家道教並非“興趣不屬，乃置而不為”，因為隻有極為深刻的內在精神之噴發，才能促使如此繁茂的外在存在之形成。此乃內在精神力量外化為實存的具體表現，若朱子無納百川之胸懷，又怎可促成融三教之實存？這乃是朱熹與武夷山以及武夷山道教的內在聯係，更多的是一種“氣”之相通。這實屬文人之浪漫，亦為武夷山魅力之一——即擁有流動著的文人墨客之靈氣。因此，朱熹與武夷山道教之關係，不可能因錢穆先生“惟因精力不敷，興趣不屬，乃置而不為”一句話而被割裂。
三、朱熹與白玉蟾
一些文獻認為朱熹與白玉蟾有過密切往來，然而考察《朱子語類》，卻並無出現關於白玉蟾之記錄，同時反觀白玉蟾之著作，並可以斷定白玉蟾生年為紹熙甲寅（1194年），逝世於紹定己醜（1229年）。朱熹則於1200年逝世，故兩人並無明顯交往，由此可以判定此乃後人之附會，不足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