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玉蟾著作和時人對白玉蟾生平記述的署年來看，其所署之年，與生於紹熙甲寅之說相吻合，而與生於紹興甲寅之說相去甚遠。在白玉蟾著作和時人對他之記述中，有些隻以幹支署年，有些則既署幹支，又署帝王年號。其中出現最多的為宋寧宗之嘉定。從嘉定壬申（1212年），到嘉定壬午（1222年），幾乎逐年皆見。而嘉定之後的署年，僅見理宗紹定己醜（1229年），即相傳白玉蟾解化之年（時年36歲）；嘉定之前的署年，則僅見寧宗開禧元年（拜陳楠為師之年）和紹熙甲寅（出生之年）兩年。這種情況表明，白玉蟾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年），這與他生於紹熙甲寅之說是相吻合的。因為依據此說，這個年段正是他十幾歲到三十歲的時候（離解化隻有幾年），也是他活動最頻繁（包括雲遊各地）的時候，多處見嘉定紀年之記載是很自然的。反之，如果將其生年提前六十年到紹興甲寅，那麼，從紹興甲寅到紹熙甲寅這六十年間，則經由高宗、孝宗，方到光宗，帝王年號則須經由紹興、隆興、乾道、淳熙，方到紹熙，這樣多個朝代都不見白玉蟾活動事跡的一點記載，這無法解釋。另一方麵，如果白玉蟾真的生於紹興甲寅，至寧宗嘉定年間，已經是七十四到九十歲之高齡。從曆史人物之言行觀之，他們的活動都有一個連續性，青壯年時期之足跡與晚年言行必然都呈現出循序漸進之過程，而不可能會隻有晚年活動之痕跡，而青壯年卻成為空白。【59】當然道教之中很多仙真，其記載確實寥寥，無延續性而顯得支離破碎，然白玉蟾卻為現實中真實之存在，因此，故不可用思維仙真之思維來討論白玉蟾。就從其為具體實存——南宗“第五祖”而言，以上的矛盾是無法被解釋的。因此，白玉蟾當出生於紹熙甲寅（1194年），朱熹與白玉蟾有往來也隻不過是後人強加附會。
可是當我們拋開這個問題，似乎對“道南理窟”有了一種新的理解。所謂“道南理窟”，人們主要是從理學角度進行單方麵的理解，多依據程子言“吾道南矣”及後來朱熹理學之蓬勃發展。然而從道教南宗之發展，以及之後武夷山出現的三教圓融之現象觀之，把“道南”理解為“道教南宗”亦未嚐不可。因為在朱熹武夷精舍修建之後，武夷山乃以儒道為主。故將“道南理窟”理解為儒道之共處同榮，亦有其曆史之依據，而絕非牽強附會。同時，我們亦可從白玉蟾身上證明將“道南”理解為“道教南宗”之合理性。首先，在當時白玉蟾已經是享譽盛名之道士，由於其道行以及其南宗第五祖之身份，加之當時統治階層又垂青於道教，故受到各方人士之敬仰；其次，朱熹當時雖然已經名滿天下，然其學說並不為當局所認可，所以當回到當時之曆史環境中，我們可以看到儒道雙方力量各有千秋，同時亦相互促進，所以將“道南理窟”理解為形容儒道共同發展之勢態亦不為謬。朱熹和白玉蟾在有生之年似乎沒有太多聯係，但是在兩人歿後，通過“道南理窟”卻似乎有了一種精神上的內在聯係。
四、武夷山道教發展之建議
在武夷山道教發展史上，有記錄的道教宮觀曾出現99處，然而隨著曆史的發展，尤其在宋明之後，情況卻每況愈下。時至今天，雖然通過“旅遊——宗教”模式帶動了道教宮觀的發展，但是道教發展卻相對十分薄弱，例如衝佑觀現在成了柳永紀念館，已看不到當年曆史之遺風，實屬遺憾。故我們應該更多地思考新的進路，來促動武夷山道教在當今社會的發展：
（1）“道教不僅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承擔著將傳統帶入新社會新時代的任務。”【60】所以，武夷山道教要給自身一個正確的判斷，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而要實現自己的角色功能，就必須先發展自身，那麼，就必須要有針對性地去深度挖掘和積累武夷山道教自身的文化，並且緊密聯係當下的發展，闡發其時代內涵。武夷山道教在新時期需要抓住發展機遇，不僅在建築規模上要進行適當的擴建，更要關注自身文化之積澱。要想獲得發展，這兩個方麵都不可或缺。當今經濟環境良好，所以，文化方麵就顯得尤為重要。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是武夷山道教沿著正確方向平穩發展的必要前提，隻有這樣，才能保持自身的特點，不至於在經濟發展大潮中隨波逐流。因此，在武夷山政府本就大力倡導發展文化的有利條件下，武夷山道教宮觀在未來的發展中，更要及時抓住機會，廣泛聯係國內道教學者，開展專項研究，進行更深更全麵的挖掘，在文化得到發展的同時，再利用文化來提高外在物質條件，將文化作為武夷山道教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和內在精神象征。
（2）理學乃武夷山之重要文化符號，由以上論述中我們已經明確，武夷山道教的發展必然要與理學的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樂裕賢先生在《朱子理學對武夷山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文中論述道：“武夷山的宗教文化內涵，逐漸從單一的道教文化，向多元文化起步……朱熹武夷精舍的創立，不但給武夷山摻入了儒家文化新內涵，同時亦為道教、佛教的發展帶來了生機。”文章認為武夷山之所以能夠成為“三教圓融”的一個典型，“是由多方麵因素造成的，如武夷山景區的優秀自然環境，以及少為戰爭影響的幽靜地理位置等，但主要的因素還是朱子理學思想的影響”【61】。可見理學對武夷山道教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那麼道教在今天的發展，就應該合理地利用和借鑒朱子理學來發展自身。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便是盡量放寬胸懷，消除門戶之見（朱子何以能成為理學之集大成者，一個關鍵原因在於他博采眾長而為己用）。首先因為武夷山在宋以後，其“三教圓融”的宗教形態已經形成，這已經很難被改變，那麼道教自然首先要適應這個大環境；其次則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內涵，天然地要求文化之載體要有廣大胸懷，否則不但不能發展自己，反而會被他者所兼並。故武夷山道教應該把理學當成一麵鏡子，照出自己的不足的同時，借鑒其可取之處以為己所用。
（3）宮觀發展之根本乃為人才，目前，道教發展又麵臨人才不足之瓶頸，因此武夷山道教發展的當務之急則是對人才的培養。所培養的人員則又分為兩種，一類是專業人員，即道士，直接進行傳道，而道教之精髓必須要通過高道去弘揚。這是道教發展的直接動力，這些專業人才之培養，必須伴隨“道風建設”【62】一起進行；另一類則為廣大人民群眾，這乃道教發展之根本動力，因為道教文化終究是靠占最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去傳承，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自己正在傳承文化。因此，隻有擴大道教在群眾中的影響，道教文化才能被薪火相傳，那麼一個重要途徑即是印發大量的道教經典冊子，免費贈與普通百姓。這點佛教做得很好，而這也是佛教發展迅速之重要原因，道教應當借鑒。再則多開展關於道教知識之演講，尤其是當出現高道之時，更應該像朱子一樣去吸引更多的不同階層的人們進入這個群體，以實現更為長遠之發展。
武夷山道教文化博大精深，“這些思想內容都是和人類文明緊密聯係，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彰顯其魅力，可以為我們民族活躍在世界舞台上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63】。然發揮如此作用之前提則在於自身之不斷實踐，故吾輩當知任重而道遠，腳踏實地，勇於承擔今日道教發展之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