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武夷山道教
林鑾生
1988年4月，我國當代著名的思想史專家蔡尚思在聽聞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即將成立時，心潮澎湃，揮筆寫下：
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36】
明代晉江籍理學家蔡清亦有詩歌如下：
泰山孔子登，武夷朱子寓。
吾想萬山靈，亦羨二山遇。【37】
由詩可知，朱熹在我國曆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享有十分崇高之地位，他的地位甚至可與孔子比肩，最初將朱熹與孔子相提並論的是宋末元初的建陽籍理學家熊禾，在他所撰寫的《考亭書院記》中開篇即言：“東周遷而夫子出，南宋渡而文公生。”其又言：“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倡明斯道，實始茲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環海九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38】時至今日，我們以朱熹思想在國內外的影響而言，上述言論已為時間所印證。而從所引兩首詩歌中，顯而易見的還有其二，即朱熹與武夷山有著極為緊密的聯係，如今我們可言朱熹已成為武夷山之名片，武夷山亦成為朱熹之名片。
道教中“洞天福地”之說，《雲笈七籖》雲：“夫道本虛無，因恍惚而有物；氣元衝始，乘運化而分形；精象玄著，列宮闕於清影；幽質潛凝，開洞府於名山。”【39】這些“洞天福地”乃由“道”化為“氣”，“氣”化“形”而成，武夷山乃則為“三十六小洞天”之“十六洞天”，“周回一百二十裏，名曰真升，化玄天，在建州建陽縣，真人劉少公治之”【40】。武夷山在宋之前，其宗教形態主要以道教為主，山中多是道教宮觀，乾隆年間董天工所輯《武夷山誌》記載“全山多棲羽客”【41】，又曰：“武夷本為仙窟。一山一水，一水一石，水貫山行，山挾水轉。然其間琳宮梵宇，鳥革雩飛。自紫陽書院一開，而台、亭、莊、館，接武而興。”【42】該文字清晰地說明武夷山在紫陽書院設立之前乃以道教為主，還間接地表達了朱熹與武夷山道教之間有著十分密切之聯係。
一、朱熹與衝佑觀
武夷山最大的道觀——衝佑觀，建於武夷山大王峰南麵一曲洲渚。西漢時，武帝劉徹派人在此設壇，以乾魚祭祀武夷君。衝佑觀又名會仙觀、武夷宮、萬年宮，是曆代帝王祭祀武夷君的地方。唐天寶年間（742—755年）始建，名“天寶殿”。至宋其規模擴大到三百多間，衝佑觀之“衝佑”二字，乃宋真宗賜額，其前身會仙觀則為南唐元宗之賜，每年仲秋在宮觀中祭祀武夷君、皇太姥。自乾興元年（1022年）至熙寧間（1068—1077年）約50年，由於宋朝對於道教之偏愛，皇帝“頗留意於老子之書”【43】，朝廷賜予金龍玉簡達20次之多。紹聖二年（1095年），改會仙觀為“衝佑觀”。南宋時，衝佑觀列為全國九大名觀之一。現存有兩口龍井和萬年宮、三清殿。兩口龍井按“天圓地方”的構思建成。一口井內外壁都是圓形，象征“天”；另一口為方形，象征“地”。兩口井寓含通天入地之意。【44】如今萬年宮則是朱熹紀念館。據紀念館相關負責人講解，宮內有兩株千年桂樹，相傳為南唐保大二年（944年）李良佐所栽。不幸其中一棵枯死，到宋代，朱熹則補種了一株。據說兩株桂樹有龍行之氣，故被美譽為“桂花王”。朱熹曾經與吳公濟等遷客騷友聚於衝佑觀歲寒軒，並相邀羽客共同暢飲，還應衝佑觀羽人高君文舉之囑，為其《武夷山圖》題首，以祛舊傳之惑。方彥壽先生將武夷山衝佑觀的主要作用歸納為：“武夷山衝佑觀是武夷山道教發展的裏程碑……武夷山衝佑觀在武夷道教發展史上的另一文化貢獻在於，它是道教神霄派和道教南宗發展的發祥地之一。”【45】
兩宋時期，朝廷曾在武夷山衝佑觀設置職位“提舉”、“主管”，目的是安置閑置人員，徒有虛名，隻靠俸祿而無任何實權，且可自行選擇居所，而無需居於就職之所。宮觀製度乃王安石變法之中排除異己所需之產物，朱熹說：“本朝先唯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新法議論之人。”【46】而朱熹為官清廉，事事以民情為本，與主流的政治主張並不相符，於是在仕途中處處碰壁，宮觀製度乃是政治勢力之間相互排斥的產物，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據《武夷山衝佑觀》記錄，“‘東南三傑'朱熹、張栻、呂祖謙，以及朱子門人黃幹、林湜、彭龜年、魏了翁等一大批理學家，陸遊、辛棄疾等許多文學家和愛國誌士均擔任過武夷山衝佑觀的提舉和主管”【47】。
朱熹於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到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擔任衝佑觀主管。“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趁見讒毀，乃因朱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衝佑觀”【48】，方彥壽認為朱熹的啟蒙老師劉子翬，友人王師愈、黃永存等均先後擔任後武夷山的主管或提舉，故朱熹此次主管衝佑觀，正好是遂其所願。史書上亦認為“乃因朱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衝佑觀”，這些論述這些也許確實發生過，但是由《朱子語類》觀之——“華州天台觀，南京鴻慶宮，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有說。若武夷衝佑觀，臨安洞霄宮，知他主管個甚麼？”【49】——主管武夷山衝佑觀也許並非朱熹所意願，因而在更大層麵是不過是朱熹因仕途不順而做出的無奈之舉。然而朱熹在衝佑觀的時期，距離其修建武夷精舍時間（淳熙十年）不過五年，這五年乃是朱熹思想上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從年齡上看，孔子曾說：“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朱熹也從“不惑”之年邁入了“知天命”之年，可以說修建武夷精舍，並在其中勤勉講學八年，正是其“知天命”之體現，亦是在此階段，朱熹思想進入其成熟階段。孔子之言正好體現在了一千五百年後之朱子身上，也許這就是聖人之言能夠回蕩千古之秘密，因為它正在以某個周期而被實踐著。而在衝佑觀的這兩年時間則是其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前奏，朱熹於此拿著俸祿，使得生活有了保障，從而能夠把身心投入到文化典籍的研創中。在主管衝佑觀期間，朱熹完成了《論孟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等重要著作。這給衝佑觀帶來銘記於曆史的榮耀之時，亦使得武夷山道教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雖然理學的發展將會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之前以道教為主之宗教生態環境，然而亦帶來了新的發展模式，朱熹帶來了強大的人文氣息，改變了武夷山的氣場，使道教發展擁有了新的動力，從而使得武夷山道教更多地為世人所知，更好地融進人們的生活之中，而不隻是高處山巔，無人問津。朱熹與衝佑觀在武夷山道教的發展過程中，確是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朱熹與武夷精舍
朱熹於淳熙十年（1183年）在武夷山建造武夷精舍，又稱紫陽書院或者武夷書院，朱熹在武夷精舍講學的時間為淳熙十年（1183年）到紹熙十年（1190年），正是在朱熹的“知天命”之年。韓元吉《武夷精舍記》：“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巍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於其溪之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50】由“取道士之廬猶半也”可見，朱熹在建造武夷精舍時，當得到很多道士之助，而武夷精舍自然亦內在滲透著道教之精神內涵，因為一個建築必然會流淌著其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氣息，武夷精舍一半建築以道教宮觀為基址，自然在建築本身就體現著兩種精神之交融。而朱熹在創建武夷精舍時，亦特別於“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並詠《寒棲館》一詩，曰：“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遙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51】。朱熹還“別為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52】。其在進入武夷山後，“文公講道武夷，力衛正學，獨神仙一事不深詆”【53】。可以見得，朱熹與武夷山道教之間有著十分微妙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