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劉伶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但在那個踐踏名教、虛偽盛行的時代，他估計是最清醒的。他也許也能夠像“竹林七賢”的其他幾位那樣“難得糊塗”，但他做不到。性格決定命運，他隻有在醉酒中麻醉自己，讓這個肮髒的世界自己麵前模糊起來，從而減少痛苦。宋人葉夢得是劉伶千百年後的知己，他認真地解讀劉伶：“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沉醉，未必真在乎酒。蓋時方艱難惟托於酒，以為保身之計，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耳！”醉不是真醉，是以醉來掩飾對時局的不滿。有擔當的文人都愛指點江山，可是在那種情況下，欲罷不能，醉是為了達到另一種清醒啊！
郭象
郭象，中國西晉時期玄學家，字子玄﹐河南人。據《晉書.郭象傳》記載﹐他“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世說新語.文學篇》說他“才甚豐贍”﹐曾與善辯名士裴遐辯論。在社會上很有聲望﹐“時人鹹以為王弼之亞”。當時一些清談名士都很推崇他﹐如太尉王衍常說：“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郭象早年不受州郡召﹐閑居在家﹐“以文論自娛”。後應召任司徒椽﹐遷黃門侍郎。又為東海王司馬越所招攬﹐任命為太傅主簿﹐深得賞識和重用﹐“任職當權﹐熏灼內外”﹐遭到了一些清談名士的鄙視和非議。
郭象反對有生於無的觀點，認為天地間一切事物都是獨自生成變化的，萬物沒有一個統一的根據，在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上，他調和二者，認為名教合於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應符合名教。他以此論證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度的合理性，認為社會中有各種各樣的事，人生來就有各種各樣的能力。有哪樣能力的人就做哪一種事業，這樣的安排既是出乎自然，也合乎人的本性。著有《莊子注》。
道教
道教是中國唯一一個土生土長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餘年的曆史。它的教義與道家文化緊密相連，因此，我們更願意將其看做道家的一個分支。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認為“道”是化生宇宙萬物的本原，故名。東漢張道陵創立的“五鬥米道”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時以宗教形式逐漸完備。奉老聃為教祖，尊稱“太上老君”。以《道德經》（即《老子》）、《正一經》和《太平洞經》為主要經典。奉三清為最高的神。要人脫離現實，煉丹成仙。
道教從東漢中葉開始形成。東漢後期至魏晉南北朝是道教正式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最初形成的教團組織，主要有：沛人張陵創立的五鬥米道，流傳於西南巴蜀地區；巨鹿人張角創立的太平道，遍布中原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太平道與五鬥米道皆以符水咒語為人治病，以善道教化民眾。從其教義和方術來看，屬於民間原始宗教團體。這兩個道團在漢末魏晉時期常組織發動下層民眾起義造反，嚴重威脅統治階級利益，因而受到官方的鎮壓和限製。魏晉以後，道教開始向體製化的官方正統宗教發展，從理論闡述了修道成仙的可能性，提出以服食金丹大藥為主，兼行其他方術的修仙途徑。它還猛烈抨擊早期民間道教的活動，提出以道為內，以儒為外，使神仙方術與儒家綱常名教相結合的教義，從而為道教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從東晉後期至南北朝時代，中國南北方都出現了由門閥士族道教徒發起的道教改革活動，道教的經典、教義、教規和教派組織都得到改造和充實發展，以重視經典科教和神仙方術為主要宗旨的上清派、靈寶派、新天師道、樓觀道等新興道派相繼出現，成為道教發展的主流。新興道派得到官方統治者的承認，為後來儒釋道三教鼎立並盛的格局奠定了基礎。
葛洪
葛洪為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字稚川，自號抱樸子，晉丹陽郡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人，三國方士葛玄之侄孫，世稱小仙翁。他曾受封為關內侯，後隱居羅浮山煉丹。著有《神仙傳》、《抱樸子》、《肘後備急方》、《西京雜記》等。其中丹書《抱樸子·內篇》具體地描寫了煉製金銀丹藥等多方麵有關化學的知識，也介紹了許多物質性質和物質變化。
葛洪針對當時不相信神仙的說法，論證人的認識有局限，強調神仙的實有。他指出了求仙之道：一、要有誠心，還能得到名師指點；二、要善於內養形神，守一存真；三、外服金丹大藥；四、要能修德行，積善立功。隻要能做到這四點，神仙絕不是遙不可及。葛洪的神仙說，確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論體係，為世俗世界的人們架起了一座從世俗通向神聖的橋梁，也為人們皈依道教提供了合理的依據。
道教重玄學
重玄學派是道教中著名哲學流派。重（音蟲chong），為重複之義，其意從《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而來。該派以重玄之義解《老子》，認為老學要義在於“玄之又玄”，以達到哲學思想上的無滯。重玄哲學，始於東晉孫登，後來梁道士孟知周、藏矜，陳道士諸柔，隋道士劉進喜，唐道士成玄英、李榮、蔡子晃、黃玄頤、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杜光庭、王玄覽，皆闡發重玄之義。重玄家融彙佛學的“雙遣法”，以《莊子》“無為”“忘心”說為基礎，采佛教破除妄執意，力圖超越玄學，又超越佛學，將道教哲學深化為一種“重玄”哲學，這就是道教向老莊哲學複歸且深入發展的標誌。
道教重玄學強調既遣有無，又遣非有非無；有無雙遣，本跡俱忘，遣之又遣，忘而再忘，方入重玄之境。重玄旨在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思維、修持理論上融會貫通，為內丹學哲學支柱之一。該派盛行於唐，以成玄英最為突出，後杜光庭、陳景元亦繼承其學說，影響甚大。
成玄英
成玄英，字子實，唐初道士，傑出的道教學者，道教理論家，陝州（今河南陝縣）人，曾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召其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唐高宗永徽（公元650-655年）中期，被流放到鬱州（今江蘇連雲港市雲台山）。
成玄英精研《老子》《莊子》之學，著有《老子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和《南華真經疏》。他在注疏中著重闡發“重玄”思想，是重玄學派的代表人物，使“重玄之學”成為唐朝初年道教哲學的一大主流。近代學者蒙文通先生稱，道家之學，“唐代前期，首推成、李”。
在思想上，成玄英闡明、發揮“重玄之道”，深化、擴大了道教的哲理性，自成玄英等為代表的重玄學派以後，道家的思想上了一個台階，更加升華了道教的思辨性、哲理性，整體素質毫不遜色於佛學。而且，“重玄之學”對儒家的心性學說之形成亦有不小的啟迪。
道家學說
道家的“戀母”情結
用心理學來分析，道家有著濃厚的戀母情結。當曆史把父係社會推上曆史舞台的時候，道家卻對以前的母係社會留戀忘返。
翻開《道德經》，洋洋灑灑五千言，但裏麵卻隻有一個“父”字，而且這個“父”還是“師父”的“父”。相反，“母”卻是經常浮現在我們麵前。不僅如此，那些表示女性特征的字眼，比如“始”、“柔”、“水”、“雌”、“弱”更是讓人目不暇給。《道德經》開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說文解字》中說，“始”，可能在原初意義上指的就是未成年的少女；而“母”則可能指的是已經懷孕的婦女。由此意引伸，老子眼中的那個“不可名”、“不可道”的“道”作為天地之源，很可能就像尚未成熟的少女一樣，還沒有孕育生命；而強加以命名的“道”作為天地之源，則像已經懷孕的婦女了，成為孕育萬物的母親了。
從“始”到“母”、從“無”到“有”，其實也不過是一個女性從少女到母親，從懷孕到生子的生長繁衍過程。老子說，“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這裏，“母”仍然是“道”的比喻物，是宇宙萬物最大的根本。所以這裏的“食”當“德”講，而“德”與“得”相同。看來，在老子眼裏，守住了“母”，也就得“道”了。
如何理解《道德經》中的“無”
《道德經》洋洋灑灑五千言，是從一個“道”開始講起的。而老子又說，“道”就是“無”。那麼，理解“無”，就成了洞察“道”的關鍵。
有人批評老子的“無”是消極的虛無主義，這種見識是相當膚淺的。其實，老子的“無”，並不是說什麼也沒有，而是說“無規定”，僅僅是一個邏輯的起點。正因為任何的“規定”都是“限定”，所以，如果想做到“萬有”，最好不要去規定。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小時候都玩過膠泥（當然，在城市中稱之為橡皮泥），我們可以把膠泥捏成小狗、小貓、小老虎……可是，我們卻無法將一塊膠泥同時捏成小狗和小貓，這塊“無定形”的膠泥，一旦定形就受到了限製，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
在金庸先生的小說《射雕英雄傳》中，老頑童就是借助一個碗來向郭靖解釋“空”和“無”的玄妙的：碗是空的，所以什麼也能裝，如果碗不是空的，就什麼也裝不了。正如人生的選擇，當你沒有選擇的時候，可以自由地選擇，而一旦選擇，就沒有了回頭路，無法回到一開始那個充滿了無限豐富性和可能性的開始。正所謂“弱水三千，人僅能取其一瓢飲”。那個看似什麼也沒有的“無”，在邏輯上看，不是包含著全部嗎？
老子是個陰謀家？
翻開《道德經》，我們不僅能看到“上善若水”“貴柔守雌”這樣的論調，而且還會發現“無欲則剛”“以柔弱勝剛強”這樣的字眼。老子之所以對水情有獨鍾，正是因為水看似柔弱，實際上卻是無所不摧。如此一來，老子的“柔”和“弱”就不是真的“柔”和“弱”，而是假裝“柔”和“弱”，看似“無為”，其實是要實現其“無不為”的目的。意思是說，那些冒頭的，冒尖的，也是最先完蛋的；隻有那些守弱勢的，那些與世無爭的，反而是最安全的；那些爭先恐後的，沒有一個不失敗；那些巧取豪奪的，沒有一個不輸光的。總而言之，正因為他們不爭，所以沒人爭得過他們，這就叫“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由此，曆史上很多人物都把老子看作是隱藏最深的陰謀家，是一條披著羊皮的狼。班固在《漢書》中直接將老子的思想說成了“君人南麵之術”。看似柔順，其實是要克剛；看似後退，其實是為了前進；看似軟弱，其實是為了勝強。難怪朱熹說，“老子心最毒”。張舜徽先生也說，整本《道德經》，“不外一個裝字”。
《道德經》是一部兵書？
對於《道德經》這部著作的性質，曆來眾說紛紜。有人說，《道德經》是一部闡述“道”的哲學著作，而有的人則認為，《道德經》實際上是一部兵書。實際上，即使《道德經》不是兵書，裏麵也能讀出兵書。
也許是出自對“道”的深切領悟，更有可能是因為對於世態炎涼的痛苦體驗，老子很多言辭讀起來確實有點陰冷。而這種“陰冷”，恰恰是兵家思想的基礎和前提。老子說：“善為士者不武，善將者不怒。”這種不動聲色的鐵石心腸和冷酷無情在後來的《孫子兵法》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和延伸。“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複喜，慍可以複悅，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這種“反者道之動”，在《孫子兵法》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演變成了一種欲擒故縱的韜晦之計，突出了“兵之，詭道也”的實質：“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擾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大道無為而無不為
靜止是相對的，變化才是永恒的。在道家看來，既然任何事物都包含著自己的反麵，既然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向自己的反麵轉化，要想把對立麵維持在儒家所謂“中庸”的平衡狀態，簡直是癡人說夢，天方夜譚。“物壯則老”，事物總是向其相反的方向轉化，與其像走鋼絲一樣勉為其難地維持一種“中庸”的平衡狀態，還不如無欲無求，順其自然。
所以，道家寧肯“無為”，不要“中庸”。老子說：“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你越想得到什麼，就越得不到什麼，你越是“有為”，事情的結果可能和你想的恰恰相反。“執者，失之；為者，敗之。”隻有“彷徨於塵垢之外”，才能夠“逍遙於五為之業”。所以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沒有勳章的將軍也許才是最好的將軍，所以莊子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反者道之動
《道德經》中的這句話深刻而濃縮地道出了道家學派的辯證法思想。所謂“反者道之動”，，意思是說，“道”本身就包含著相反的東西，從而成為“道”之運動、發展、演變的內在動力。所以，“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其中“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都不是孤立地產生的，它們的出現必然伴隨著其相反的東西。不僅如此，人世間的一些東西也是這樣“成對”出現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美和醜，善與惡，也僅僅是相對的。要知道什麼是美，就要知道什麼是醜；知道什麼是善，就要知道什麼是惡。世界上並不存在單純的美與善，也不存在單純的醜和惡。
莊子及其後學進一步闡發了老子的這一思想，將對立麵之間的差別進一步相對化，甚至抹煞了這種差別，過於片麵地強調了對立麵之間的相互轉化。“至陰肅肅，至陰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在莊子看來，世間的任何事物不僅都包含著自己的對立麵，而且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向對立麵的轉化，那麼，對立麵之間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差別。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說：“道無始終，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虛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為學日久，為道日損
老子通過“為學日久，為道日損”這句話，把知識、經驗和體道的智慧區別了開來。在他看來，過多的知識不僅無助於人體悟“道”，反而會成為前進道路上的障礙。自從呱呱墜地那一刻開始，為了成為文明社會中的一分子，我們就開始了各種各樣的學習活動。從呀呀學語到一字一詞，從言談舉止到道德規範，我們的腦子逐漸地接受許許多多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又相應地指揮著我們的行為。我們的“後天”一天天地在鞏固，一天天在強大，而我們“先天”對於世界的敏感和詫異，卻一天天地被深藏，被遺忘。
在這個意義上，老子說要“絕聖棄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沒有所學，就談不到何謂所損。萬物本就對立存亡，學得越深，受到的束縛可能就越大；受到的束縛越大，思維就容易定勢，選擇就會受到自身的限製。由此，在老莊看來，向外追求，還不如向內超越；保持高昂的求知欲，還不如在“無為”的心境下多體察人心。人生的真諦不在於疲於奔命地作加法，而是要“損而又損”地做減法，當損之無物可損，退到無處可退時，人之本心和道之澄明就會一起向我們顯現，惟有“絕學”，才能真正地“無憂”。所以說，“損而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作為儒家的反對者，道家卻對儒家的倫理價值和社會秩序提出了質疑。與孔子不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使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深感不滿的並不是“禮崩樂壞”的僭越行為，而恰恰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繁文縟節和禮儀規範。在老子看來，這些貌似文明的典章製度和禮儀規範其實是暗藏殺機的，它們不僅造成了人的普遍壓抑，而且一不小心就會成為統治者為自己辯護，剝削、壓迫他人的工具和手段。但由於其貌似文明的假象，使得我們根本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對其進行批判。
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見得？“大盜”出現的罪魁禍首何以成了“聖人”？原因很簡單，聖人總是對我們進行人文教化，總是讓我們講道德，可是，當一些不軌之徒打著“聖人”的旗號，成為披著羊皮的狼，從而打著冠冕堂皇的幌子對我們進行壓迫呢？我們好像無力還擊。對於這一點，莊子痛心疾首地揭露說：“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莊子·胠篋》）偷了一點小東西，被人指斥為一種犯罪，當然要砍腦袋了。但是，謀朝篡位呢？往往打著一些冠冕堂皇的幌子，所以反而榮華富貴，壽終正寢。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我們不知道這些“竊國者”的真正動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儒家建構禮樂，但道家偏偏要反對禮樂。儒家建構禮樂的目的是要把人教化得更文明，但道家反對禮樂，是因為看到了這種文明背後的虛偽和人性壓抑。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說，混雜的色彩會讓人眼花繚亂；煩躁的聲音會阻塞人的耳朵；繁多的食物會讓人舌不辨味；馳騁狩獵，人心會激蕩不能自抑；追求珍奇的財寶，會損害人的操行。因此，聖人治世，隻求溫飽而不追逐聲色之娛，摒除外界紛亂的幹擾，保持安寧定神的境界。人吃飽了，無欲無求就可以了，未必非要給他太多的選擇和修飾。那些美麗的色彩，酸甜苦辣的口味，不但對人的心理是一種摧殘，而且對整個社會都是很可怕的腐蝕劑。選擇多了，人就會困惑；規矩多了，人就會束手束腳。
在老莊看來，美的東西往往過於浮誇，失去了真實。就像今天的電影，宏大的陣勢和場景往往勝過了其要表達的真實內容。這也正是老子所說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儒家所宣揚的禮樂文化雖然以倫理情感為根基，可是這些東西一旦產生，往往可能會成為繁文縟節，讓人心生厭惡，但卻不能不遵從。
治大國若烹小鮮
在國家的治理上，老子的觀點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說，治理一個國家就像烹炒一個小魚，不能隨便攪動它，否則它就爛了。
在老子看來，大道運行，自有其章法和規律，一旦人為幹預，就會陷入異化而不可自拔。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它根本就不需要某些所謂英雄的振臂高呼，更不需要所謂聖賢的耳提命麵，隻要做到“無為”，把主動權交給人民自己，自然就走上了正途。所以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就像今天炒股票一樣，股市不養勤奮人。最低級的炒股手天天看盤，手忙腳亂，累得半死，結果也沒有掙到錢；其次的是跟著指數跑，患得患失，錢沒有掙到，心卻已經疲勞過度；而真正的高手卻是看趨勢，看個股不看大盤，喝著茶聊著天掙了大錢。同樣，在國家的治理上也需要“無為”，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所謂的“領路人”和“領跑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是說，聖人永遠沒有自己的主觀偏見，應以百姓的意見為意見。可見，無為而治，才是老子眼中的聖人之治。
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無為而治的思想方法首先是由老子提出來的。老子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萬物的運動變化也遵循道的規律。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見，道的最根本規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為本，那麼對待事物就應該順其自然，無為而治，讓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發展，使其處於符合道的自然狀態，不對它橫加幹涉，不以有為去影響事物的自然進程。也隻有這樣，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發展。
所以在道家看來，為人處事，修心煉性，都應以自然無為為本，避免有為妄作。老子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有為，而有以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總之，根據道家的觀點，在自然無為的狀態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規律順利發展，人身、社會亦是如此。如果人為幹涉事物的發展進程，按照某種主觀願望去幹預或改變事物的自然狀態，其結果隻會是揠苗助長，自取其敗，因此，明智的人應該采取無為之道來養生治世，也隻有如此，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當然，無為而治的“無為”，決不是一無所為，不是什麼都不做。無為而治的“無為”是不妄為，不隨意而為，不違道而為。相反，對於那種符合道的事情，則必須以有為為之。但所為之為，都應是出自事物之自然，無為之為發自自然，順乎自然，是自然而為，而不是人為而為。所以這種為不僅不會破壞事物的自然進程和自然秩序，而且有利於事物的自然發展和成長。
莊子的“齊物論”
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用《周易》中的陰陽觀念來解釋人和自然的關係，最終得出了“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齊物論”。
在道家看來，自然萬物無不受陰陽關係的支配，是陰陽之間矛盾互動，相反相成的結果。正如老子所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以抱陽，衝氣以為和。”盡管包括人在內的自然萬物各形其色，繁雜紛紜，但卻都是“道”的外化，並且在“道”的轉換過程中實現著彼此的溝通，那麼，不僅物和物之間不存在尖銳地對立，就連人和物之間也不存在絕對的差別。正如莊子所說：“道無始終，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虛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從這種觀點出發，莊子得出了“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思想。
莊子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儒家相比，道家思想更容易把人導向一種灑脫的人生觀和處世觀，向來被那些在現實生活中失意或者不被社會所認可的人群所推崇，使人在百無聊賴和莫名孤獨的時候找到了一絲心靈的慰藉。
齊是非、齊貴賤、齊生死
在“齊物論”的基礎上，莊子進一步提出了齊是非、齊貴賤、齊生死的觀點。
莊子認為，所謂是非，不過是人的主觀印象罷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間哪裏有什麼絕對的界限？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誰又能說得清楚呢？“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貴賤也是如此，從“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貴賤又何足為論呢？什麼是貴，什麼又是賤呢？難道坐轎車、吃鮑魚就是貴，吃蔬菜、啃饅頭就是賤嗎？這些所謂的區別不過是人臆想出來的，跳出來觀看其實本無差別：“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所謂“齊生死”，則是認為生死存亡從自然的角度看都是一體的，生死之間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區別。在莊子看來，生死是同一的，歸於“道”這個本體。“道”即是萬物的歸宿，是生死的歸宿。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而且兩者是連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所以說，懼怕死亡是人生最大的拖累，也是進入“逍遙遊”境界的最後一道難關。生與死，是人生起始的兩個端點。人生是一條不歸路，當你走到終點時，才會想起途中的遺憾，隻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義，才能正確地麵對死亡。
莊子的“逍遙遊”
與宣揚倫理情感和博愛情懷的儒家不同，道家追求的是一種毫無牽掛、獨來獨往的自由境界。對阻礙人的自由心性方麵，溫情和仇恨其實都是一樣的。無論是相濡以沫，還恩怨情仇，都沒有“相忘於江湖”來得逍遙自在。最為可貴的是，道家消解了功名利祿和人倫情感之後，並沒有陷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春夏與秋冬”的恣情縱欲，也沒有轉入玩世不恭的縱欲主義。在莊子看來，人生的意義不能寄托在肉體欲望的滿足上，恰恰相反，而是要超越肉身，進入一種精神上的自由，達到“逍遙遊”的境界。
逍遙遊，就是“乘物以遊心”。所謂“乘物”，就是物物而不物於物。這是一種境界，它既不是像西方的某些哲人一樣為了逃避煩擾的世界而逃避生活，從而達到“不動心”；它也不是沉迷於物中而不自拔。在老莊看來，逃避世態炎涼，躲進深山老林，仍然是一種“執”。心中無一物，何處染塵埃呢？老子說，“小隱隱於林，大隱隱於市”，即是此意。真正的隱士，內心一片空靈，其“隱”的境界不會因為其身在何處而受到幹擾。正如莊子所說：“物來則應，應不以心，聖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當我們去照鏡子的時候，鏡子裏自然會顯現出自己的麵容，當我們離開鏡子時，鏡子又恢複了其虛靜的狀態，不留一點痕跡。
有機械者，必有機心
在老莊眼裏，科學技術之類的東西絕對不是什麼“中性”的東西，並不是今天我們所認為的那樣，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既能造福，也能惹禍，隻要我們控製好就可以了。在老莊看來，科學技術本身就是“邪惡”的，它的邪惡在於，它在不知不覺地勾起人的潛在欲望。而人的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樣，一旦打開，就無法收回。《莊子·天地》中的一個故事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
孔子的學生子貢遊曆完楚國，在返回時來到過山西的漢陰。在這裏見過一位老人為了取水澆地，竟然在水井的旁邊挖了個隧道到井裏，抱著壇子取水澆地，力氣用了很多，可是見效很小。子貢同情地對他說：“我見過一種機械，一天可以澆一百畝地，不費多大的力氣，收效卻很大，您想不想用它呢？”
老人頭也不抬，說：“你說什麼？”子貢說：“用木料打鑿成機械，後頭重，前頭輕，提水就象抽水一樣水源源不斷地流出來，這種機械就叫桔槔，可好用了。”老人沉著臉，半響才譏笑地說：“我的老師說過，凡是有機械心理的人，心術一定是巧詐的，這就破壞了我們純樸潔白的本性。你快走吧，我們的本性一被破壞，人格就完了。你的話太危險了，要是用這玩意，我會感到害羞的。”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當道家學派用“無為”的思想對人生進行觀照，對人生的意義進行洞察時，順理成章地得出了“安之若命”的結論。
道家的手法一貫如此，他們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消解問題，將那些把人生帶入歧途的困惑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吹得無影無蹤，暴露出人生的底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看似無為無求，其實已經得到了全部。這裏，不是教你如何去得，也不是教你如何去不失，而是化解得與失的界限和區別。隻有如此，才能真正地達到莊子所說的“安時以處順”“乘物以遊心”的境界。
莊子說：“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去追求那些根本無法追求到的東西，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去改變那些無法改變的事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至也。”這些不可能改變的事情，你若想去控製和追求，勢必會造成痛苦。尤其像儒家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更是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