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學派
道家的創始人——老子
老子，名李耳，字伯陽，又稱老聃，後人稱其為“老子”，河南周口鹿邑人，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是道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文化名人。
相傳老子的母親懷了九九八十一天身孕，從腋下將他產出，老子一生下來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稱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時期，曾在周國都洛邑任藏室史（相當於國家圖書館館長）。他博學多才，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到洛邑向老子問禮。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穀關（位於今河南靈寶）寫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經》（又稱《道德真經》，或直稱《老子》、或《老子五千文》）。在道教中，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個化身。
《道德經》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老子哲學與古希臘哲學一起構成了人類哲學的兩個源頭，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學思想而被尊為“中國哲學之父”。老子的思想被莊子所傳承，並與儒家和後來的佛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內核。道教出現後，老子被尊為“太上老君”；從《列仙傳》開始，老子就被尊為神仙。《道德經》的國外版本有一千多種，是被翻譯語言最多的中國書籍。
道家的開山之作——《道德經》
《道德經》，又稱《道德真經》、《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傳說是春秋時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釋者、傳抄者的集合體）所撰寫，是道家哲學思想的開山之作。
《道德經》是中國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著作。現在可以看到的最初的版本，是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老子》。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甲乙兩種帛書《老子》，是西漢初年的版本，把《德經》放在《道經》之前，也受到學者的重視。
《道德經》以闡釋“道”“德”為主旨，洋洋灑灑五千言，文筆晦澀，既是一本難讀的天書，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智慧的源泉。後來的學者，後來的學說，無不從中獲得啟迪。這本書不僅影響了後來的魏晉玄學，而且，兵家、法家，也無不從中汲取養料。這部被譽為“萬經之王”的神奇寶典，對中國古老的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無論對中華民族的性格的鑄成，還是對政治的統一與穩定，都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義也日漸顯著，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不遺餘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學奧秘，以尋求人類文明的源頭，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蘊。
莊子
莊子，名周，字子休（一說子沐），後人稱之為“南華真人”，戰國時期宋國蒙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先秦莊子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學說涵蓋著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但根本精神還是歸依於老子的哲學。後世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為“老莊哲學”。
莊子一生窮困潦倒，卻能超s越貧困樂在其中。莊子能言善辯，尤其善用寓言和小故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嘲諷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莊子的文章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象，亦充滿了尖酸刻薄的諷刺和挖苦。他的所作所為，經常令人瞠目結舌，又令人拍案叫絕。他看破功名，不屑利祿，甚至對於死亡，他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金聖歎批六才子書，第一個就是《南華經》莊子，這樣的一個人，嬉笑怒罵，可以說上窮碧落下黃泉，罵盡天下英雄，但是其實他的內心並不激烈。他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寫在書裏麵的東西，都是一些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涯之詞。看起來漫無邊際，但其實其中蘊含有大智慧。莊子這個人在天地之間，可以說看破了生死，超越了名利，看透了這一切一切。
在哲學上，莊子對老子的“道”進行了發揮和引申，將道家思想引向了個人的安身立命和境界提升。他主張“無為”，放棄一切妄為。又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齊是非，齊貴賤，甚至是齊生死，最終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逍遙遊”的境界。這種發揮雖然是片麵的，卻成了後世道家哲學的主流，而莊子本人，也成了道家的代言人。
莊子學派
哲學史上經常將“老莊”並稱，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老子的哲學和莊子的哲學是一致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老子和莊子其實並不是鐵板一塊。作為老子的繼承人，莊子僅僅繼承了老子一部分思想，或者說，它僅僅抓住了老子思想中的一個方麵加以深化了。老子的思想裏包含著深刻的兩麵性：一方麵，老子強調順應自然之道加以修身，這就是“無為”；另一方麵，老子又強調順應自然之道用於治人，這就是“無不為”。前者是針對個人而言，追求的是“無為”的境界。後者是針對群體而言，追求的是“無不為”的結果。而莊子，僅僅把老子前麵的這一部分吸納了過來，而對後一部分沒有涉及。而後一部分，則被孫武、韓非子繼承了過來，一個用於了廝殺的戰場，一個用於了勾心鬥角的官場，成為了中國曆史上影響頗遠的謀略智慧。
而對莊子而言，他很少談及群體實踐的行為問題，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個體的心性修養上。在他看來，所謂的心性修養即是對自然之道的體悟和遵循，最終超越功名利祿、仁義道德的束縛，進入一種“安時以處順”“乘物以遊心”的境界。
道家的傳世之作——《莊子》
《莊子》是莊子及其後學的著作總集。《漢書·藝文誌》著錄52篇，現僅存郭象編輯注釋的33篇。關於《莊子》內、外、雜篇的異同，各篇的真偽、年代，爭論已久。中國學術界通行的看法是：內篇為莊子所著，外、雜篇可能摻雜了莊子門人和後學以及道家其他派別的作品。內篇的《齊物論》、《逍遙遊》和《大宗師》集中反映了莊子的哲學思想。《齊物論》以齊是非、齊彼此、齊物我、齊壽夭為主要內容。《逍遙遊》旨在倡導一種精神上的超現實境界。《大宗師》則以論道和論修道為主要內容。外篇《秋水》篇亦被認為最能體現莊子思想，該篇認為萬物都是相對的，因而主張一切任其自然，反對人為。雜篇中的《寓言》和《天下》兩篇也很重要。前者旨在說明《莊子》表達“道”的手法；後者則闡述了先秦各學派的中心思想及其活動情況，並列舉了重要的代表人物，堪稱中國曆史上第一篇哲學史論文。《莊子》在魏晉時期與《周易》、《老子》並稱為三玄，到唐代正式成為道教經典之一，稱《南華真經》。《莊子》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莊子·天下》篇還保留了當時諸子學說的許多材料。《莊子》注本曆來極多，今通行的主要有晉郭象《莊子注》、清末王先謙《莊子集解》、郭慶藩《莊子集釋》等。
莊子對後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獨特的哲學思想上，而且表現在文學上。他的政治主張、哲學思想不是幹巴巴的說教，相反，都是通過一個個生動形象、幽默機智的寓言故事，通過汪洋恣肆、儀態萬方的語言文字，巧妙活潑、引人入勝地表達出來，全書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這些寓言表現出超常的想像力，構成了奇特的形象，具有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藝術感染力。
黃老道家
黃老道家是除老莊派之外道家最大的分支。該派因推崇黃帝和老子而得名，主張虛無為本、因循為用、采百家之長以經世致用治國安邦。我國古代常稱它為黃老術，今天學術界常稱它為道法家。另外，我們經常所說的雜家和秦漢新道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黃老道家的代名詞。而在西方，黃老道家常被稱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該派在漢時言道家，多指黃老道，如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旨”。後來黃學失傳，僅存老學，直至1970年代，我國政府在馬王堆出土“經法”、“十大經”、“稱經”、“道原經”四經，據信為黃學經典《黃帝四經》。
黃老道家是道家的兩大分支之一，在戰國秦漢時期，是道家思想的主要形式。在哲學思想上，黃老一派繼承了道家的無為政治，同時又吸取了儒家的禮義仁愛的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從而融合了道家與儒、墨、名、法諸家的學說。所以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指》中稱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此黃老學的無為政治，已經大不相同於老莊所主張的無所作為的思想。黃老學強調的“無為”大多是指去掉機詐巧偽，因循自然，在政治上具有了積極進取的精神。
黃老道學的影響很大，直到魏晉時期玄學崛起後，它的地位才被老莊派取代。而且它與老莊派關係非常密切。今本《道德經》就是老子原始思想和黃老思想共同融合的結果，即使是老莊派的代表作——《莊子》，也深深的打上了黃老思想的烙印。
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禦寇，戰國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莊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其學本於黃帝老子，主張清靜無為。後漢班固《藝文誌》“道家”部分錄有《列子》八卷。《列子》又名《衝虛經》，是道家重要典籍。漢書《藝文誌》著錄《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從思想內容和語言使用上看，可能是今人根據古代資料編著的。全書共載民間故事寓言、神話傳說等134則，是東晉人張湛所輯錄增補的，題材廣泛，有些頗富教育意義。
莊子在其書第一篇《逍遙遊》中，就提到過列子可以“禦風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練就了一身卓絕的輕功。因為莊子書中常常虛構一些子虛烏有的人物，如“無名人”“天根”，故有人懷疑列子也是“假人”。不過《戰國策》、《屍子》、《呂氏春秋》等諸多文獻中也都提及列子，應該實有其人。列子的學說，劉向認為：“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呂氏春秋》中說：“子列子貴虛。”《戰國策》中有：“史疾為使楚，楚王問曰：‘客何與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張湛《列子·序》認為：“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為表，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仕，順性則所至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
稷下道家
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異常活躍。在齊國，從齊威王的父親齊桓公開始，就在國都臨淄（今山東臨淄北）西邊的稷下設立學宮，廣招各國的學者、遊士等有才之士前來議論講學，著書立說。因為他們的地點在稷下，又受到齊國的保護和尊崇，因此，被請來講學議論的人，稱作“稷下先生”。
稷下學宮的設置，實際上是齊國參政議政的一個參謀班子。他們各自著書立說，言“治亂之事”，以求取於齊王。齊王很器重他們，從慎到以下，皆命日“列大夫”，為他們鋪設開闊的大道，用“高門大屋”等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條件是很優厚的。這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對於開展百家齊鳴和繁榮學術，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與其他國家相比，稷下學派的作用是很大的。同時，也加強了齊國的聲望。當時，各國都把齊國看成一個勵精圖治、禮賢下士的圖強之國和禮儀之邦。在稷下講學的各個學派中，黃（黃帝）、老（老子）學派尤占上風，最受齊威王的重視和歡迎，逐漸形成了一個派別——稷下道家。當時很多顯赫的人物，比如齊國的丞相管仲、尹文、田駢都屬於稷下道家。齊威王的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在這一學派的指導下進行的。
管仲
管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周穆王的後代。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
在哲學思想上，管仲是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心術》上下、《白心》、《內業》四篇中係統地闡述了稷下道家的“精氣說”。他把老子的“道”改造成了“精氣”。在他看來，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但我們又不能說“道”不存在，因為它是一種精細的氣。萬物、人都產生於精氣：“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管子還用“精氣”解釋物質和意識的關係：有意識的人，也是由精氣生成的。他說“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沒有否定鬼神，但它認為鬼神也是由精氣生成的。說精氣“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把鬼神視為普通一物，否認它是超自然的存在。
管子認為認識的對象存在於認識的主體之外。它說：“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認為，在認識過程中，主體要舍棄主觀臆斷，以外物為認識根據，要反映外物的真實情況。它稱這種認識方法為“靜因之道”，說：“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尹文
尹文，齊國人，戰國時代著名的哲學家，屬稷下道家學派。他與宋鈃、彭蒙、田駢同時，是當時有名的學者。尹文的學說，《莊子·天下篇》中說：“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長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他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達到溫飽的小康世界，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能夠養活自己，同時還可以供養一下別人，就足夠了。人應該適可而止，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和奢望，從而達到於心無愧，“見侮不辱”，既能對得住別人，也能對得住自己。這就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尹文提倡寬容即所謂“恕道”，教導人們勿要爭鬥，主張對別人的態度甚至侮辱也要能夠容忍，不要因小失大而為此發火暴怒；要反對戰爭，主張化幹戈為玉帛，提倡以忍為上。他認為，“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對百姓、對臣民，隻要講究寬恕忍讓的道德，並奉為最高尚的東西，事情就好辦了。事情越少越好辦，辦事情的手續越簡便越能找出前因後果，掌握重點。一個做國君的人，必須做到“無為而治”，這樣才能夠“容天下”；“容天下”就可得民心。而“容天下”的最好辦法就是“深見侮而不鬥”，在這個原則下，做到有功則賞，無功則罰，這樣才能審時度勢，名實相副，這就是“道用則無為而自治”的道理，即道家創始人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而治”思想。
田駢
田駢是齊國臨淄稷下道家學派的中堅人物。史稱他好高議，“設不為官”。他是當時的“稷下先生”之一。莊周在《天下篇》中把他與墨翟、禽滑厘、慎到、關尹並列。田駢善於談辯，尤好爭論，因此，人們才稱他為“天口駢”。
田駢學說的主要表現為一個“齊”字。他認為，以道觀之，萬物都是齊一的，即一致的。對待事物最好的辦法是任其自然變化，強調“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他反對“好得惡予”，認為“好得惡予，國雖不大為王，禍災日至”。因此，人要擺脫各自的是非利害，回到“明分”“立公”的自然之理，從“不齊”中實現“齊”。
對於田駢的著作，在他以後的諸子如《荀子》中有所論述。《漢書·藝文誌》道家著錄《田子》25篇，今均已亡佚。但他作為先秦的思想家，還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寶貴的思想資料。
魏晉玄學
“魏晉玄學”是中國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玄”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揚雄也講玄，他在《太玄·玄》說：“玄者，幽萬類，不見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說：“玄，謂之深者也。”玄學即是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學說。魏晉時人注重《老子》、《莊子》和《周易》，稱之為“三玄”，而《老子》、《莊子》則被視為“玄宗”。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晉玄學可分前後兩期。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前期，是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實際問題和哲理的的反複辯論，亦與當時士大夫的出入進退關係至為密切，可概括地分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時期。它們在理論上有老或莊之偏重，但主要仍是對於儒家名教的態度，即政治傾向的不同。正始時期玄學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從研究名理而發展到無名。竹林時期的玄學家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皆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不願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元康時期玄學家以向秀、郭象為代表。東晉一朝為清談後期，清談隻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並且與佛教結合，發展為儒，道，佛三位一體的趨勢。
魏晉玄學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上承先秦兩漢的道家思想，克服了漢代經學的弊病，開創了糅合儒道學說的一個新的哲學時期，還對爾後的佛學，乃至宋明理學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提出的“本末”“體用”等宇宙本體論思想，與西漢討論宇宙生成論的哲學相比，在理論思維上是一個很大進步。
道家“三玄”
“三玄”是魏晉時期玄學家對《老子》、《莊子》、《周易》三部書的合稱。《顏氏家訓·勉學》說：“《莊》、《老》、《周易》，總謂‘三玄’。”南朝宋時，“三玄”成為玄學經典。
玄學思想雖然繼承了先秦的老莊哲學，但與老莊哲學又不盡相同。玄學家們把《老子》、《莊子》和《周易》稱作“三玄”，奉為經典，視為主要研究對象。它們研究《周易》，並以《老子》、《莊子》注解《周易》。例如：王弼著的《周易注》與《周易略例》兩書，就是以老莊解《周易》的代表作。在玄學家那裏解釋的易學，已經不是先秦時的易學，也不是漢儒象數學的易學，而是老莊化了的玄學的易學。
“貴無論”的創始人——何晏
何晏，魏晉玄學貴無論創始人之一，與王弼並稱於世，字平叔，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何晏是漢大將軍何進之孫，曹操為司空時納其母，並收養晏。晏少時聰慧過人，得寵於曹操，被視若諸公子。何晏後來娶金鄉公主為妻，賜爵為列候。魏文帝時，晏無所事任，明帝時亦不見用，至齊王芳正始初，他依附曹爽，遂進為散騎待郎，遷侍中，不久又任吏部尚書。正始十年（249）曹爽事敗，何晏等同時為司馬懿所殺。
在哲學上，何晏主張儒道合同，引老以釋儒。何晏在《道論》中曾明確表述說：“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無”是何晏對《老子》《論語》中“道”的理解。他認為，天地萬物是“有所有”，而“道”則是“無所有”，是“不可體”的，所以無語、無名、無形、無聲是“道之全”。
何晏與王弼在論證“以無為本”這一點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在“聖人體無”的理解上則有顯著差別。何晏認為“聖人體無”，故無喜怒哀樂之情。王弼則認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
“貴無論”的集大成者——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晉玄學理論的奠基人。據說，王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何晏曾歎稱：“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他曾與當時許多清談名士辯論各種問題，以“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深得當時名士的賞識。王弼為人高傲，“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正始中，大將軍曹爽擅權，王弼補台郎。正始十年（249），曹爽被殺，王弼受案件牽連丟職。同年秋天，遭癘疾亡，年僅二十四歲。雖然他像流星一樣匆匆閃過，隻生活了二十三個春秋，卻以其不可思議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個時代，指明了魏晉玄學的理論航向。
王弼的哲學思想核心是“以無為本”，與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不同，帶有思辨玄學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論發展為“有無何以為本”的本體論玄學。他認為“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這樣，中國式的形而上學在王弼手中已具雛形。王弼的貴無論對後世宋明理學影響很大，他的玄學對佛教中國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對中國古代詩歌、繪畫、書法等藝術理論也有一定影響。
“貴有論”的代表——裴顧
中國西晉哲學家，字逸民，西晉裴秀之子，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他曾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尚書左仆射等職，後死於“八王之亂”。在政治上，他主張舉賢任能，選拔優秀的寒門知識分子做官，反對隻重門弟，不問才德的社會風習。《世說新語》也記述了有關他豁達善辯的一些故事。例如晉武帝在登基後，曾卜卦預測西晉的命運，得了個“一’字。晉武帝很不高興，以為隻有一世，大臣們也個個相顧失色。裴顧卻依照何宴的《老子注》解釋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以為天下員”，使得大家頓時轉憂為喜。
在哲學思想上，他反對王弼、何晏的貴無論，提出崇有論。認為萬有的整體是最根本的“道”，萬有不是由“無”產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體有”。他還認為萬物生化有其規律。從“崇有論”出發，他重視現實存在的事物，不滿輕視事功的放達風氣，力圖論證封建等級製的合理性。裴顧的思想在當時有很大影響，被認為是崇有派領袖，著有《崇有論》。
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中國魏晉時期七位名士的合稱，包括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鹹。七人常聚在當時的山陽縣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喝酒、縱歌，批評時政，揭露司馬氏政權的虛偽。“竹林七賢”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他們崇尚老莊，書稱“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但是，他們的思想傾向也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鹹始終追奉老莊之學﹐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在文章創作上，以阮籍、嵇康為代表。阮籍的《詠懷》詩82首，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崇尚自然的論點，說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
在政治態度上，他們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結果，嵇康被殺。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鹹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曆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曆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至八王亂起﹐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竹林七賢就這樣最後各散西東，分崩離析。
嵇康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三國時魏末文學家，思想家與音樂家，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善於音律。創作有《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合稱“嵇氏四弄”，與東漢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隋煬帝曾把“九弄”作為科舉取士的條件之一。其留下的“廣陵絕響”的典故被後世傳為佳話。
在哲學上，嵇康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善鼓琴，工書畫。在哲學上，他認為“元氣陶鑠，眾生稟焉”，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主張回到自然，厭惡儒家各種人為的煩瑣禮教。在政治麵目上表現為剛腸嫉惡、鋒芒畢露。嵇康不喜為官，平時以打鐵為樂。大將軍司馬昭曾想聘他為自己的掾吏，嵇康堅守誌向不願出仕，離家躲避到河東。司隸校尉鍾會想結交嵇康，輕衣肥乘，率眾而往。嵇康與向秀在樹蔭下鍛鐵，對於鍾會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沒有回音後，鍾會準備離開，嵇康開口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從此結下仇隙。後來，嵇康遭鍾會陷害，被司馬昭所殺，臨刑前，奏《廣陵散》一曲，從容赴死。
嵇康是“正始文學”的代表作家，文風犀利，潑辣灑脫。一生勤奮著述，他的詩文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中有較高地位，“心寫心聲不失真”是嵇康詩文最突出的特點，有《嵇中散集》。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晉竹林七賢之一。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曾注《莊子》中《秋水》、《至樂》二篇，注釋未完而卒。後郭象“述而廣之”，別為一書。向注早佚，現存《莊子注》，可視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張“名教”與“自然”統一，合儒、道為一。認為萬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遙”，但“君臣上下”亦皆出於“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遙”而違反“名教”。擅詩賦，其哀悼嵇康、呂安的《思舊賦》，情辭沉痛，聞名於世。
向秀雖為竹林七賢之一，卻沒有阮籍、嵇康、劉伶等耽溺飲酒和放任的行為，他與其他六賢在氣質上有著相當的不同，與嵇康、呂安較為親近。當嵇康隱居以鍛鐵自給時，與他一起工作的就是向秀。向秀曾與呂安同在山陽（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地方灌園以自給。種田、栽培蔬菜並不是他們的嗜好所在，以田園工作換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閑，就相攜出遊於大自然間，逃脫政治的黑暗樊籠，得到精神上的自由。
阮籍
阮籍是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采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征、寄托，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於散文和辭賦。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誌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獮猴賦》。考《隋書·經籍誌》著錄阮籍集十三卷，可惜已經佚失。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劉伶
如果說嵇康是用語言和音樂來批評諷刺政治，劉伶則是用行為來表達這種不滿。劉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擅長喝酒和品酒。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一生無著作問世，唯著《酒德頌》一篇，估計也是在醉酒時的即興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