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煤炭報創刊十五周年之際，我寫過一篇文章《我愛副刊》，記述了參與創辦煤炭報副刊的一些難忘經曆。也是那次紀念活動，在報社會議室召開的座談會上，我發了一個言，特別提到了幾位已經過世的編輯和記者，如顧大霖、薛如洲和王國慶。大意是，逝者如斯夫，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為煤炭報所付出的心血和所作出的貢獻。記得我聲音低沉，發顫，似乎與當時活躍的氣氛不相和諧。但我至今不悔。到了煤炭報創刊二十周年，我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依依不舍》。此時，我已調離煤炭報。通過這篇文章，我簡要回顧了一些動情的采訪和寫作，表達了對煤炭報的感恩和留戀之情。
轉眼之間，《中國煤炭報》創刊二十五周年了，報社的朋友再次約我寫文章。這次我寫什麼呢？想來想去，我想上溯得稍遠一些，寫寫煤炭報創辦之初的一些情況。約我寫文章的朋友告訴我，參與創辦煤炭報的老同誌已經不多了。懇切的言外之意是說，如果我不寫，就沒幾個人寫這類文章了。寫，我當然要寫。作為參與創辦煤炭報的見證人之一，我從個人的記憶出發，寫一點自己的親身經曆，對煤炭報來說或許有一點史料價值。
1978年春節過後，我從河南新密礦務局宣傳部調到煤炭部所屬的情報所，參與編輯一本綜合性雜誌《他們特別能戰鬥》。兩年之後，雜誌更名為《煤礦工人》。《煤礦工人》辦了三年，在此基礎上，誕生了《中國煤炭報》。通常的說法是，《煤礦工人》月刊是煤炭報的前身。如果不割斷曆史，實事求是地講，《他們特別能戰鬥》也為煤炭報走上曆史舞台做了不少鋪墊呢！《他們特別能戰鬥》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份麵向全國煤炭戰線的綜合性雜誌，最高月發行量達十二萬份，其影響不可小覷。她的意義不在於發行量多少，在於煤炭人意識到要有自己的宣傳陣地，並開始有了媒體思維。正是這種思維的發軔和延續，才有了後來的煤炭新聞事業的蓬勃發展。
1982年，《煤礦工人》的編輯們在醞釀創辦報紙時，意見並不一致，有的態度積極，有的不積極。在我的印象裏，顧大霖是主張辦報的積極分子之一，他為沒有一份覆蓋全國煤炭行業的報紙而著急，爭論起來，甚至到了激動的程度。當時，我和顧大霖負責經濟類稿子的采寫和編輯工作，對顧大霖的看法深有同感，也覺得應該辦報。舉個例子，這年夏天，煤炭部高揚文部長在本溪主持召開全國煤炭工作會議，編輯部派我赴會。會議的一個中心議題是，認為全國煤礦開拓、掘進和基礎設施欠賬太多，煤炭工業需要調整。而當時的煤炭供應仍很緊張。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餘秋裏到會講話，他空著一隻袖管，在台上走來走去，講得慷慨激昂，振奮人心。他要求大家以衝鋒的姿態繼續提高煤炭產量，保證國家的能源供應。會議最後的決議是，騎在馬上調整。以此決議為標題，我給《煤礦工人》雜誌寫了一篇長篇報道。雜誌的出版周期要求，提前兩個月到三個月發稿。等稿子發出來，會議已過去兩個月。也就是說，稿子是夏天寫的，見刊時到了秋天。更為被動的是，待稿子登出時，“騎在馬上”的提法已絕塵而去，不許再提了。這個例子表明，報道的時效性有多麼重要。時效是新聞報道的生命，不講時效，任何報道隻能是明日黃花。要提高報道的時效性，一個月才出一期的《煤礦工人》實在無能為力。不必隱瞞，我讚成辦報是有私心的。與刊物相比，報紙的舞台畢竟更大一些，道路更寬廣一些，這對個人事業上的發展似乎比較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