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者問我：“你最感幸運的是什麼？”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趕上了好時候，能夠選擇我所喜愛的寫作，先是新聞寫作，後是文學創作。”記者沒往深裏問，我也沒再多說。其實就這個話題我還可以多說幾句。
一個人生命有限，一輩子能幹好一件事情就不錯了。至於幹什麼，因受社會分工製約和種種客觀條件所限，人們往往並不能自主選擇自己所喜愛的工作，常常要聽從於命運的安排。拿我自己來說，與種地相比，我比較喜歡寫作；與挖煤相比，我更熱衷於挖掘我自己。可是，在我初中畢業後的十來年裏，我隻能把自己的主觀願望壓抑著，天天用鋤頭在土裏刨食，或扛起大鍁到井下攉煤。但我喜愛寫作的心並沒有死。在農村，我隻能以貧農社員的名義給縣廣播站寫點大批判稿，以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到了煤礦，我也願意利用業餘時間看書看報，寫點表揚稿什麼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一位到煤礦采訪的省報記者，記者的工作和風度讓我羨慕極了，我覺得當記者真好，可以到處采訪，不斷寫稿。我萌生了一個想法，自己什麼時候能當上記者就好了。我很快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意識到自己的想法隻是一個妄想，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實現。
機會開始眷顧我是到了粉碎“四人幫”後的1978年，這年春天，我從煤礦被調到北京一家產業工人雜誌社當編輯。雜誌改成報紙後，我就成了報社的編輯和記者。這是真的嗎？不是做夢吧？我問自己。這是真的，有你的記者證可以為你作證。你不是早就想當記者嘛，好好幹就是了。我自己回答。我當了近二十年編輯兼記者，幾乎跑遍了全中國，寫的稿子數不清，新聞作品獎也得了好幾個。
人是不容易滿足的，當記者的同時，我也在寫小說。搞新聞工作時間長了，我慢慢覺出寫新聞稿的被動性和局限性，一篇新聞稿寫完，有時會覺得意猶未盡，該表達的感情和想法不能充分表達。而寫小說就好一些，小說這種文體為我們提供了自由想象的巨大空間，我們可以通過小說中的形象，盡情表達對現實世界的看法，並再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心靈世界。我這麼說，並不是說新聞工作不重要，新聞工作當然重要，隻是二者所擔負的社會功能不同，不能互相代替。作為一名新聞從業人員，我必須把主要精力用在新聞事業上，寫小說隻能是忙裏偷閑，小打小鬧罷了。盡管我是利用業餘時間寫小說，還是怕別人說我不務正業。問題還不在這裏，讓人著急的是，當我構思了一篇稍長一點的小說，卻苦於沒時間寫。我想，什麼時候我才能有大塊的時間用來寫小說呢？
我原以為要等到退休之後才能踏踏實實寫小說，不料機會再次降臨在我頭上，2001年，我被北京作協吸收為駐會專業作家。我大喜過望，深感幸運。打個比方，我正要劃船呢，作協就送給我一支槳。不，這個比方還不大準確。人的生命過程就是一定的時間量，有什麼比時間更寶貴呢？就在我需要時間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北京作協及時地給了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時間多了，我突然很緊張，生怕自己會虛度光陰。我告誡自己，一定要抓緊生命的韁繩，讓時間更有效。還好，當專業作家七八年來，我每年都發表二三十萬字的作品，僅長篇小說就出了四部，中短篇小說也寫了近百篇。其中，長篇小說《平原上的歌謠》獲得了第三屆老舍文學獎提名獎；長篇小說《紅煤》獲得了第五屆北京市政府獎。
一個人喜愛什麼工作，不僅是天賦方麵對這項工作比較敏感，也是出於內心深處的一種需要，性情與這項工作比較投合。喜愛是什麼？喜愛本身就是持久的動力，就意味著自覺的投入，並預示著事業的成功。有人把人生的訴求分為從低到高的五個層麵，從生存、安全、愛情、尊嚴，到人生價值的實現。如果我們所傾心做的是我們真正喜愛的一項工作，那既是我們的幸福，也有可能通過辛勤勞動實現我們的人生價值。不是每個人都能幹上自己所喜愛的工作，而我卻一次再次如願以償。這決不是我本人有什麼特別的能耐，隻能說我趕上了好時候，或者叫好時代。好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喜愛和選擇，並為個人的才能發揮提供廣闊的舞台，幫助人們實現人生的價值，滿足人們對幸福的追求。而不好的時代是不把人當回事，壓製人，摧殘人，毀滅人。蕭紅是我所敬仰的作家之一，我常常想起蕭紅在舊時代的悲慘遭遇。蕭紅多次說過，她對環境沒有別的要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有一個安定之所，能夠安心寫作。可在那戰亂年代，她顛沛流離，從北跑到南，從東跑到西，連生存問題都很難解決，何談安心寫作！最後，蕭紅還是死在被日軍侵占的香港。想想蕭紅的遭遇，我們深感幸運的同時，應該倍加珍惜現在的創作機遇，抓緊時間，爭取多寫一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