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點，我試圖用王安憶的勞動和作品闡釋一下她的觀點。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問題在於，工匠的勞動是不是保守的？機械的？死板的？墨守成規的？會不會影響感性的鮮活，情感的參與，靈感的暴發，無意識的發揮？一句話，工匠式的勞動是不是會拒絕神來之筆？我的看法是，一切創造都是從勞動中得來的，不勞動什麼都沒有。換句話說，寫就是一切，隻有在寫的過程中，我們才會激活記憶，調動感情，啟發靈感。隻有在有意識的追求中，無意識的東西才會乘風而來。所謂神來之筆，都是艱苦勞動的結果，積之在平日，得之在俄頃。工匠式的勞動無非是把勞動提高了一個等級，它強調了勞動的技術性，操作性，審美性，嚴肅性，專業性和持恒性。這種勞動方式不但不保守，不機械，不死板，不墨守成規，恰恰是為了打破這些東西。王安憶的大量情感飽滿、飛揚靈動的作品，證明著我的看法不是瞎說。
但有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安憶她憑什麼那麼能吃苦？如果說我能吃點苦，這比較容易理解。我生在貧苦家庭，從小缺吃少穿，三年困難時期餓成了大頭細脖子。長大成人後又種過地，打過石頭，挖過煤，經曆了很多艱難困苦。我打下了受苦的底子，寫作之苦對我來說不算什麼苦。如果我為寫作的事叫苦，知道我底細的人一定會罵我燒包。而安憶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父母都是國家幹部，家裏連保姆都有。應該說安憶從小的生活是優裕的，她至少不愁吃，不愁穿，還有書看。就算她到安徽農村插過一段時間隊，她母親給她帶的還有錢，那也算不上吃苦吧。可安憶後來表現出來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讓我佩服。1993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寫作，讓我幫她租一間房子。那房子不算舊，居住所需的東西卻缺東少西。沒有椅子，我從我的辦公室給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沒有窗簾，我把辦公室的窗簾取下來，給她的窗子掛上。房間裏有一隻暖瓶，卻沒有瓶塞。我和她去商店問了好幾個營業員，都沒有買到瓶塞。她隻好另買了一隻暖瓶。我和妻子給她送去了鍋碗瓢盆勺，還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買了一些方便麵，她的寫作生活就開始了。屋裏沒有電視機，寫作之餘，她隻能看看書，或到街上買一張隔天的《新民晚報》看看。屋裏沒有電話，那時移動電話尚未普及，她幾乎中斷了與外界的聯係。安憶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為了減少聚會，專心寫作，她沒有主動和朋友聯係。她像是在“自討苦吃”，或者說有意考驗一下自己吃苦的能力。她說她就是想嚐試一下獨處的寫作方式，看看這種寫作方式的效果如何。她寫啊寫啊，有時連飯都忘了吃。中午，我偶爾給她送去一盒盒飯，她很快就把飯吃完了，吃完飯再接著寫。她過的是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我覺得她有些對不住自己。就這樣，從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她寫完了兩部中篇小說。她之所以如此能吃苦，我還是從她的文章裏找到了答案。安憶對自己的評價是一個喜歡寫作的人。有評論家把她與別的作家比，她說她沒有什麼，她就是比別人對寫作更喜歡一些。有人不是真正喜歡，也有人一開始喜歡，後來不喜歡了，而她，始終如一地喜歡。她說：“我感到我喜歡寫，別的我就沒覺得和他們有什麼不同，就這點不同：寫作是一種樂趣，我是從小就覺得寫作是種樂趣，沒有改變。”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寫作是安憶的主要生活方式，她對寫作的熱愛和熱情，是她的主要感情，同時，寫作也是她獲得幸福和快樂的主要源泉。安憶得到的快樂是想象和創造的快樂。一個世界本來不存在，經過她的想象和創造，平地起樓似的，就存在了，而且又是那麼具體，那麼真實，那麼美好，由此她得到莫大的快樂和享受。與得到的快樂和享受相比，她受點兒苦就不算什麼了。相反，受點兒苦仿佛增加了快樂的分量，使快樂有了更多的附加值。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創作習慣，安憶的習慣對她的寫作並沒有什麼決定性的意義，我就不多說了。我隻知道，她習慣在一個大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作，在筆記本上寫完了，再用方格紙抄下來，一邊抄，一邊潤色。抄下來的稿子其實是她的第二稿。她寫作不怎麼熬夜，一般都是在上午寫作。她覺得上午是她精力最充沛的時候，也是她才思最敏捷的時候。在整個上午，她又覺得從十一點到十二點左右這個時間段創作狀態最好。她還有一個習慣，可能是她特有的，也極少為人所知。她寫作時，習慣在旁邊放一塊小黑板，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一些句子。在北京創作中篇小說《香港的情與愛》期間，我見她寫下的其中一句話是“香港是個大邂逅”，這句話在黑板上保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不知用意何在。小黑板很難找，我問她為什麼非要一個小黑板呢？她說沒什麼，每寫一篇小說，她習慣在黑板上寫幾句提示性的話。習慣是不可以改變的，我隻好想方設法尊重她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