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這樣熱愛寫作，那麼我們假設一下，她不寫會怎樣？或者說不讓她寫了會怎樣？1997年夏天，我和王安憶、劉恒我們三家一塊兒去了一趟五台山，後來我一直想約他們兩個到河南看看。王安憶沒去過中嶽嵩山的少林寺，也沒看過洛陽的龍門石窟，她很想去看看。2008年9月中旬，我終於跟河南有關方麵說好了，由他們負責接待我們。我給王安憶打電話時，她沒在家，是她的先生李章接的電話。我說了請他們一塊兒去河南，李章說：“安憶剛從外地回來，她該寫東西了。”李章又說：“安憶跟你一樣，不寫東西不行。”我？我不寫東西不行嗎？我可比不上王安憶，我玩兒心大，人家一叫我外出采風，那個地方我又沒去過，我就跟人家走了。我對李章說，我跟劉恒已經約好了，讓李章好好跟安憶說說，還是一塊兒去吧。我說我對安憶有承諾，如果她去不成河南，我的承諾就不能實現。李章說，等安憶一回來，他就跟她說。第二天我給安憶打電話，她到底還是放棄了河南之行。安憶是有主意的人，她一旦打定了主意，任何勸說都是無用的。為了寫作，王安憶放棄了很多活動。不但在眾多采風活動中看不到她的身影，就連她得了一些文學獎，她都不去參加頒獎會。2001年12月，王安憶剛當選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時，她一時有些惶恐，甚至覺得當作協主席是一步險棋。她擔心這一職務會占用她的時間，分散她的精力，影響她的寫作。她確實看到了，一些同輩的作家當上這主席那主席後，作品數量大大減少，她認為這是一個教訓。在發表就職演說時，她說她還要堅持寫作，因為寫作是她的第一生活，也是她比較能勝任的工作，假若沒有寫作，她這個人便沒什麼值得一提的了。當上作協主席的第一年，她抓時間抓得特別緊，寫東西也比往年多，幾乎有些拚命的意思。當成果證明當主席並沒有耽誤寫作時，她似乎才鬆了一口氣。我估計，王安憶每天給自己規定的有一定的寫作任務，完成了任務，她就心情愉悅，看天天高，看雲雲淡，吃飯飯香，睡覺覺美。就覺得自己對得起自己，自己對自己有了交代，看電視就能夠定下心來，看得進去。要是完不成任務呢，她會覺得很難受，諸事無心，自己就跟自己過不去。作為一個承擔著一定社會義務的作家，王安憶有時難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她本打算坐下來寫作，卻被別的事情幹擾了，這時她的心情會很糟糕，好像整個人生都虛度了一樣。人說發展是硬道理，對王安憶來說，寫作才是硬道理，不寫作就沒有道理。在我所看到的有限的對古今中外的作家介紹裏，就對寫作的熱愛程度而言，王安憶有點像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把寫作看成正常的狀態，不寫作就是非正常狀態，就是平庸的狀態。托爾斯泰在一則日記裏提到，因為生病，他一星期沒能寫作。他罵自己無聊，懶惰，說一個精神高貴的人不容許自己這麼長時間處於平庸狀態。和我們中國的作家相比，就思想勞作的勤奮和強度而言，王安憶有點像魯迅。魯迅先生長期在上海寫作，王安憶在上海寫作的時間比魯迅還要長，而且王安憶的寫作還將繼續下去。王安憶跟我說過，中國的作家，魯迅的作品是最好的，她最愛讀魯迅。王安憶繼承了魯迅的刻苦，耐勞，也繼承了魯迅的思想精神。王安憶通過自己的思想勞作，不斷發出與眾不同的清醒的聲音。寫作是王安憶的第一需要，也是她生命的根基，如果不讓她寫作，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做這樣的假設為好。
寫作是王安憶的精神運動，也是身體運動；是心理需要，也是生理需要。她說寫作對人的身體有好處，經常寫作就身體健康，血流通暢，神清氣爽，連氣色都好了。她說你看，經常寫作的人很少患老年癡呆症的，而且多數比較長壽。否則的話，就心情焦躁，精神委頓，對身體不利。我不止一次聽她說過，寫作這個東西對體力也有要求，體力不好寫作很難持久。她以蘇童和遲子建為例，說他們之所以寫得多，寫得好，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的身體比較壯實，好像食量也比較大，精力旺盛，元氣充沛。我很讚同安憶的說法，並且與她有著相同的體會。我想不論是精神運動，還是身體運動，其實都是血液的運動。寫作時大腦需要氧氣，而源源不斷供給大腦氧氣的就是血液。大腦需要的氧氣多，運載氧氣的血液就得多拉快跑，保證供應。血流加快了，等於促進了人體內的血液循環，對人的健康當然有好處。拿我自己來說，如果一時找不到好的寫作入口，一時進入不到寫作的狀態，我就頭昏腦漲，光想睡覺。一旦找到寫作的題目，並進入了寫作的狀態，我的精神頭就提起來了，心情馬上就好了，看什麼都覺得可愛。我跟我妻子說笑話：“劉慶邦真是個苦命的人哪！”我妻子說：“你要是覺得苦，你就別寫了。”我說：“那可不行！”
朋友們可能注意到了，我翻來覆去說的都是安憶的寫作，寫作，沒有涉及她的作品，沒有具體評論她的任何一篇小說。我的理論水平比較低，沒有評論她作品的能力，這點兒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一個高人評論一個低人的小說，一不小心就把低人的小說評高了。而一個低人評論一個高人的小說呢，哪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所評仍然達不到高人的小說水平應有的高度。王安憶的小說都是心靈化的，她的小說故事都發生在心理的時間內，似乎已經脫離了塵世的時間。她在心靈深處走得又那麼遠，很少有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別說是我了，連一些評論家都很少評論她的小說。在文壇，大家公認王安憶的小說越寫越好，王安憶現在是真正的孤獨，真正的曲高和寡。有一次朋友們聚會喝酒，莫言、劉震雲、王朔紛紛跟王安憶開玩笑。王朔說：“安憶，我們就不明白，你的小說為什麼一直寫得那麼好呢？你把大家甩得太遠了，連個比翼齊飛的都沒有，你不覺得孤單嗎？”王安憶有些不好意思，她說不不不。不知怎麼又說到冰心，說冰心在文壇有不少幹兒子。震雲對王安憶說：“安憶，等你成了安憶老人的時候，你的幹兒子比冰心還要多。”我看王安憶更不好意思了，她笑著說：“你們不要亂說，不要跟我開玩笑。”
寫王安憶需要勇氣。《鍾山》雜誌的副主編賈夢瑋約我寫王安憶，我說王安憶不好寫，你別著急，容我好好想想。夢瑋是春天向我約稿，直到秋天我才寫出來。我一直對王安憶滿懷敬意，我寫得小心翼翼，希望每一句話都不致失禮。1993年，《當代作家評論》雜誌的主編林建法也約我寫過王安憶，我對王安憶說，我怕我寫不好。王安憶說：“沒事的，你寫好了。”又說：“每個人寫別人，其實就是寫自己。”我想了想，才理解了安憶的話意。一個人對別人理解多少，就隻能寫多少，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理解水平。如果有些地方寫得還可以，說明我對安憶理解了。如果寫得不好，說明我理解得還不夠，接著理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