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兩個筆記本的第一頁，我都工工整整抄下了王安憶的同一段話，作為對自己寫作生活的鞭策和激勵。這段話並不長，卻有著豐富的內容，且坦誠得讓人心悅誠服。我看過王安憶許多創作談，單單把這段話挑了出來。如果一個作家的寫作真有什麼秘訣的話，我願把這段話視為王安憶寫作的秘訣。王安憶是這麼說的：“寫小說就是這樣，一樁東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決於是不是能夠坐下來，拿起筆，在空白的筆記本上寫下一行一行字，然後第二天，第三天，再接著上一日所寫的，繼續一行一行寫下去，夜以繼日。要是有一點動搖和猶疑，一切將不複存在。現在，我終於堅持到底，使它從懸虛中顯現，肯定，它存在了。”
這段話是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遍地梟雄》後記中的一段話，我以為這也是她對自己所有寫作生活的一種概括性自我描述。通過她的描述，我們知道了她是怎樣抓住時間的，看到了她意誌的力量，堅忍不拔的持續性，對想象和創造堅定的自信，以及使創造物實現從無到有的整個過程。她的描述形象，生動。在她的描述裏，我仿佛看到了她伏案寫作的身影。為了不打擾她的寫作，我們最好不要從正麵觀察她。隻看她的側影和背影，我們就可以猜出她可能坐了一上午，知道了她的寫作是多麼有耐心，是多麼專注。看到王安憶的描述，我不由想起自己在老家農村鋤地和在煤礦井下開掘巷道的情景。每鋤一塊地，當望著長滿禾苗和野草的大麵積的土地時，我都有些發愁，鋤板長不盈尺，土地一望無際，什麼時候才能把一塊地鋤完呢？沒辦法，我們隻能頂著烈日，揮灑著汗水，一鋤挨一鋤往前鋤。鋤了一天又一天，我們終於把一大塊地鋤完了。在地層深處開掘巷道也是如此。煤礦的術語是把掘進的進度說成進尺，按圖紙上的設計，一條巷道長達數百米，甚至逾千米，而我們每天所能完成的進尺不過兩三米。其間還有可能麵臨水、火、瓦斯、地壓和冒頂的威脅，不知要戰勝多少艱難險阻。就這樣，我們硬是在無路可走的地方開掘出一條條通道，在幾百米深的地下建起一座座巷道縱橫的不夜城。之所以聯想起鋤地和打巷道，我是覺得王安憶的寫作和我們幹活有類似之處，都是一種勞動。隻不過，王安憶進行的是腦力勞動，我們則是體力勞動。哪一種勞動都不是鬧著玩兒的，做起來都不輕鬆。還有，哪一種勞動都帶有不同程度的強製性。我們的強製來自外部，是別人強製我們。王安憶的強製來自內部，是自覺的自己強製自己。我把王安憶的這段話說成是她寫作的秘訣，後來我在她的一次訪談中得到證實。當時王安憶說：“我寫作的秘訣隻有一個，就是勤奮的勞動。”她所說的秘訣並不是我所抄錄的一段話，但我固執地認為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不過前者是詳細版，後者是簡化版而已。很多作家否認自己有什麼寫作的秘訣，好像一提秘訣就有些可笑似的。王安憶不但承認自己有寫作的秘訣，還把秘訣公開說了出來。在她看來，這沒什麼好保密的，誰願意要，隻管拿去就是了。的確，這樣的秘訣夠人實踐一輩子的。
2006年底，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七次作代會期間，我和王安憶住在同一個飯店，她住樓下，我住樓上。我到她住的房間找她說話，告辭時，她問我晚上回家不回，要是回家的話，給她捎點稿紙來。她說現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寫東西了，找點稿紙挺難的。我說會上人來人往的這麼亂，你難道還要寫東西嗎？她說給報紙寫一點短稿。又說晚上沒什麼事，電視又沒什麼可看的，不寫點東西幹什麼呢！我說正好我帶來的有稿紙。我當即跑到樓上，把一本稿紙拿下來，分給她一多半。一本稿紙是一百頁，一頁有三百個方格，我分給她六七十頁，足夠她在會議期間寫東西了。有人說寫作所需要的條件最簡單，有筆有紙就行了。筆和紙當然需要，但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往往被人們忽略了，這個條件就是時間。據說任何商品的價值都是時間的價值，價值量的大小取決於生產這一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的多少。時間是寫作生活的最大依賴，寫作的過程就是時間不斷積累的過程，時間的成本是每一個寫作者不得不投入的最昂貴的成本。每個人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活的容器，這個容器裏盛的不是別的東西，就是一定的時間量。一個人如果任憑時間跑冒滴漏，不能有效的抓住時間，就等於抓不住自己的生命，將一事無成。王安憶深知時間的寶貴，她就是這樣抓住時間的。安憶既有抓住時間的自覺性，又有抓住時間的能力。和安憶相比，我就不行。我帶了稿紙到會上，也準備寫點東西，結果隻是做做樣子，在會議期間，我一個字都沒寫。一下子從全國各地來了那麼多作家朋友，我又要和人聊天，又要喝酒，喝了酒有時候還要打牌，一打打到淩晨兩三點，哪裏還有什麼時間和精力寫東西！我擋不住外部生活的誘惑，還缺乏必要的定力。而王安憶認為寫作是訴諸內心的，她不喜歡和人打交道，她看待內心的生活勝於外部的生活。王安憶幾乎每天都在寫作，一天都不停止。她寫了長的寫短的，寫了小說寫散文、雜文隨筆。她不讓自己的手空下來，把每天寫東西當成一種訓練，不寫，她會覺得手硬。她在家裏寫，在會議期間寫，更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她說她在乘坐飛機時照樣寫東西。對一般旅客來說，在飛機上那麼一個懸空的地方，那麼一個狹小的空間，能看看報看看書就算不錯了，可王安憶在天上飛時竟然也能寫東西，足見她對時間的韁繩抓得有多麼緊，足見她對寫作有多麼的癡迷。
有人把作家的創作看得很神秘，王安憶說不，她說作家也是普通人，作家的創作沒什麼神秘的，就是勞動，日複一日的勞動，大量的勞動，和工人做工、農民種田是一樣的道理。她認為不必過多的強調才能、靈感和別的什麼，那些都是前提，即使具備了那些前提，也不一定能成為好的作家，要成為一個好的作家，必須付出大量艱苦的勞動。在我看來，安憶鋪展在麵前的稿紙就是一塊土地，她手中的筆就是勞動的工具，每一個字都是一棵秧苗，她彎著腰，低著頭，一棵接一棵把秧苗安插下去。待插到地邊，她才直起腰來，整理一下頭發。望著大片的秧苗，她才麵露微笑，說：嗬，插了這麼多！或者說每一個漢字都是一粒種子，她把挑選出來的合適的種子一粒接一粒種到土裏去，從春種到夏，從夏種到秋。種子發芽了，開花了，結果了。回過頭一看，她不禁有些驚喜。驚喜之餘，她有時也有些懷疑，這麼多果實都是她種出來的嗎？當仔細檢閱之後，證實確實是她的勞動成果，於是她開始收獲。安憶不知疲倦地注視著那些漢字，久而久之，那些漢字似乎也注視著她，與她相熟相知，並形成了交流。好比一個人長久地注視著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好像也會注視她。僅有勞動還不夠，王安憶對勞動的態度也十分在意。她說有些作家，雖然也在勞動，但勞動的態度不太端正，不是好好地勞動。她舉例說，有些偷懶的作家，將生活中的東西直接搬入作品，給人的感覺是連篩子都沒篩過。如同一個誠實的農民在鋤地時不能容忍有“貓蓋屎”的行為，王安憶不能容忍馬馬虎虎，投機取巧，偷工減料，得過且過。她是勤勤懇懇，老老實實，一絲不苟。如果寫了一個不太好的句子，她會很懊惱，一定要把句子理順了，寫好了，才罷休。
王安憶自稱是一個文學勞動者，同時，她又說她是一個寫作的匠人，她的勞動是匠人式的勞動。因為對作品的評論有雕琢和匠氣的說法，作家們一般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個匠人，但王安憶勇於承認。她認為藝術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千萬不要覺得工匠有貶低的意思。類似的說法我聽劉恒也說到過。劉恒說得更具體，他說他像一個木匠一樣，他的寫作也像木匠在幹活。從勞動到匠人的勞動，這就使問題進了一步，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在我們老家，種地的人不能稱之為匠人，隻有木匠、石匠、鋦匠、畫匠等有手藝的才有資格稱匠。一旦稱匠，我們那裏的人就把匠人稱為“老師兒”。“老師兒”都是“一招鮮，吃遍天”的人，他們的勞動是技術性的勞動。讓一個隻會種地的農民在板箱上作畫，他無論如何都畫不成景。請來一個畫匠呢，他可以把喜鵲噪梅畫得栩栩如生。王安憶也掌握了一門技術，她的技術是寫作的技術，她的勞動同樣是技術性的勞動。從技術層麵上講，王安憶的勞動和所有匠人的勞動是對應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一個石匠要把一塊石頭變成一盤磨，不可能靠突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工。他要一手持錘，一手持鑿子，一鑿子接一鑿子往石頭上鑿。鑿得有些累了，他停下來吸顆煙，或喝口水，再接著鑿。他鑿出來的節奏是勻速，丁丁丁丁，像音樂一樣動聽。我讀王安憶的小說就是這樣的感覺，她的敘述如同引領我們往一座風景秀美的山峰攀登，不急不緩，不慌不忙，不跳躍，不疲倦，不氣喘，紮紮實實，一步一步往上攀。我們偶爾會停一下，絕不是不想攀了，而是舍不得眼前的秀美風光，要把風光仔細領略一下。隨著各種不同的景觀不斷展開，我們攀登的興趣也越來越高。當我們登上一台階，又一個台階，終於登上她所建造的詩一樣的小說山峰，我們得到了極大的精神滿足。第三點，匠人的勞動是有構思的勞動，在動手之前就有了規劃。比如一個木匠要把一塊木頭做成一架紡車，他看木頭就不再是木頭，而是看成了紡車，哪兒適合做翅子，哪兒適合做車軸，哪兒適合做搖把，他心中已經有了安排。他的一斧子一鋸，都是奔心中的紡車而去。王安憶寫每篇小說，事先也有規劃。除了小說的結構，甚至連一篇小說要寫多長，大致寫多少個字，她幾乎都心中有數。第四點，匠人的勞動是縝密的、講究邏輯的勞動，也是理性的勞動。一把椅子或一隻箱子的約定俗成，對一個木匠來說有一定的規定性，他不能胡亂來，不可違背邏輯，更不可能把椅子做成箱子，或把箱子做成椅子。在王安憶對我的一篇小說的分析裏，我第一次看到了邏輯的動力的說法，第一次聽說寫小說還要講究邏輯。此後，我又多次在她的文章裏看到她對邏輯重要性的強調。在那次訪談中，她肯定地說：“生活的邏輯是很強大嚴密的，你必須掌握了邏輯才可能表現生活的演進。邏輯是很重要的，做起來很辛苦，做起來真的很辛苦。為什麼要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事情為什麼這樣發生，而不是那樣發生？你要不斷問自己為什麼，這是很嚴格的事情，這就是小說的想象力，它必須遵守生活的紀律，按著紀律推進，推到多遠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