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許多史書記載的卻是“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堯舜皆傳賢，及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盡管有的學者進行了辯解，說：“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禹傳子啟，而啟獨賢。”而根據《竹書紀年》記載：“益幹啟位，啟殺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戰國策·燕策》則曰：“禹傳益，而以啟任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天下。”這些史料說啟是因為使用武力殺了益而得到了王位。啟登位後，建立夏朝，徹底結束了禪讓製度。
綜合觀之，大禹也並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地方。隻能說是禪讓製已經發展到了盡頭，世襲製開始萌芽並主宰整個古代社會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古代統治者如果想一直統治下去，也隻能由其後人承襲其地位。當然，是不是大禹將王位傳給了啟，還有待考證。
文官武將是何時分開的
導言：古語有：“武能安邦，文可治國。”武將講究“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能征慣戰；而文官則有不同的用處：在戰亂時節，標誌強盛的一個重要參數就是“門下說客的數量”。可見，從古代開始，文官、武官就有不同的作用，各有其職。但是中國的文官武將是在什麼時候分開的呢？在許多描述皇帝上朝的文字中，文官武將都是分開來站，以顯示所履行的不同職能。文官武將的分離是政治、軍事發展的必然結果。文官主政，武將主戰，各有分工，才能保證一個國家有序安穩地生存。但是文官武將是何時分開的，在史籍上卻有很多說法。
據漢司馬遷的《史記》、漢劉安主編的《淮南子》稱：黃帝時就已設立“司馬”等軍事首領官職。《今文通典·堯典》、《古文通典·舜典》稱：夏王朝設立過“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尚書·洪範》稱：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馬、亞、射、戎、衛”等文武百官。從這些古籍記載來看，夏商體製一直沿襲到西周，雖然文武官職已經有了重大突破，分出了新的類別，但是卿、大夫仍是既要管理朝政，還要帶兵出征，司馬隻主管平時的一些軍事行政，而沒有統兵之權。當戰爭爆發，需要打仗時，由天子臨時安排，戰事一結束就要將統兵之權交還天子。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從夏朝到西周，文官武將實質上並沒有分開。
但到了西周末期，周朝已經日漸衰敗，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軍隊。據《史記》、《國語》記載，軍隊的最高統帥是國君，天子常親自率兵作戰，也有不少文官武將去領兵打仗。在《左傳·隱公五年》中就有記載：周桓王二年北製之戰，鄭莊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駕、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擊燕軍，而那時大夫便是文武一體。《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也有記載：周襄王十四年，宋楚泓水之戰，宋襄公統帥宋軍，太宰子魚和大司馬公孫固輔助；楚成王派成得臣、鬥勃等軍將統帥楚軍。再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楚昭王元年，吳軍包圍潛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宮廷）、王尹壽（主管營造、手工業），統帥救兵增援。《左傳》中的詳細史實證明，直到春秋時期，文官武將也沒有分開。
那麼到了戰國時期，文官武將是否分開了呢？史載戰國時期，地主階級開始興起並逐步掌握國家政權。而以前不分文武官員的卿、大夫等體製製度，使一些握有權力的貴族將軍事政治集於一身，也引起了君權旁落的弊端。為了讓大權重新回到統治階級的手中，於是統治階級就采取文武分職的辦法，以相、將為百官之首。從而使得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製度得以確立穩固。《尉繚子·王霸篇》、《呂氏春秋·舉難篇》等為此提供了佐證。所以大部分人認為戰國時期才出現了專職的將軍和獨立的軍事係統。
《史記》、《呂氏春秋·異寶》中還記載，戰國取消了分封製，授給爵位的標準是看作戰成果的大小，許多將帥都從軍中選拔。如吳起、孫臏、樂毅、白起、廉頗等名將就是遵循這個原則選拔出來的。這時，在朝中管理政事的隻是文官，而且他們也不再率領軍隊出征。如著名的馬陵之戰，龐涓統帥魏軍，田忌（孫臏為軍師）統帥齊軍，王翦統帥秦軍，廉頗統帥趙軍，而他們都是專門的武將。
以上分析似乎已經說明文官武將的分離是在戰國時期。但是也有人反對此說法，認為文官武將分離於春秋。而究竟哪一種認識是正確的，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