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麵所說，經濟和文化發展趨向有極大的關聯。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台灣的產業並沒有得到升級的機會。直到最近三五年來，才有起於民間和學術界的努力，打算產業升級，但為時已晚，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如韓國，已經超越台灣。台灣已經從“四小龍”的頭掉到尾，更不能和崛起的大陸實力相比。
這是因為李登輝的注意力全放在操弄政治權力上，不顧經濟的發展。李氏執政後，經濟的發展幾乎全靠民間企業界的自動運作，民間力量已經大於官方。可是，個別企業各自為戰，不僅力量不能集中，更可能彼此抵消。企業界最可能的選擇，乃是守住原來的事業，不敢冒險開拓新產業。於是，台灣產業創新升級至今未能邁開腳步。而且，兩岸之間關係的密切，經過外銷和國際經濟掛鉤，當然是一日千裏，今日台灣的經濟已經完全卷在全球經濟體係之內。
今天，因為民間卷入全球新的大結構之內，自己能夠運作的空間也比較受限製，台灣單獨提升產業結構，已經不易措手。台灣的都市化導致土地迅速增值，經濟出現泡沫性的虛胖，一時也難糾正。這是全球處處可見的通病，隻是台灣經濟體不大，一旦崩潰，恐怕難以自救。
李登輝宣稱，要幫助反對黨，“給他們一點奶水喝”。他以在任的國民黨領導人身份，給予民進黨顯著的幫助。在2000年，終於出現了第一個民進黨的地方政權，陳水扁當選為台灣地方領導人。這個轉變過程並不很平順，包括2004年“三一九”（指發生在2004年3月19日下午對時任台灣執政黨主席陳水扁和副主席呂秀蓮的槍擊事件。）的子彈。2004年的選舉，也有一些糾紛；2008年的選舉，就比較和平；2012年的選舉，過程平順，沒有衝突。這兩次政黨輪替，台灣的民主政治應該已經走上常軌。
被“族群分野”牽製的台灣民主政治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結構缺乏適當的製衡機製。立法單位以獨立的民意代表為基礎，可以抗衡行政當局，可以藐視行政權；行政權在立法權的節製之下，其工作效率大受影響。許多建設，甚至日常行政工作，往往不能順暢推行。無論哪個政黨執政，行政權受立法權的節製都非常明顯。民意代表們的素質，依舊不能脫離台灣曆史上方言族群和區域社群對於人民投票取向的影響力。在都會地區，由於居住點的分散和混合，這種傳統群體的約束比較淡薄，個人的自主性較大。南部的情形就不同了，既定的身份認同具有相當強大的約束力，個別選民的自主性往往不彰。
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長選舉時，族群的分野還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族群分野牽涉的是情緒，也牽涉因為自己先天既定身份的預設立場。這一因素幹擾民主選舉下個人自由權的運用。這是身份認同與歸屬的心理因素，選民會忽略理念和政策的抉擇。這一特點使台灣的兩黨政治，無法依據議題和政策選擇自己認可的政黨。
2004年3月20日，《明報》美加版號外報道，台灣“總統”選舉中，槍傷助陳水扁險勝。三藩市僑領認為，“阿扁贏得不光彩”。
今天，台灣沒有注重社會福利的政黨，也沒有注重個人自由的政黨；政黨的對峙，乃是以大陸取向和本土取向作為楚河漢界。這種形態的民主政治，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出現過，北愛爾蘭就是一個例子。北愛爾蘭的民主政治，兩百年來總受族群分野的限製，不能擺脫衝突和暴亂。在這方麵，台灣的民主化如果不能有所突破，兩黨之間就難有理性的競爭，正常的施政也難以推行。
發展中的兩岸關係
台灣的今天和未來，最重要的課題，當然是兩岸間的關係。國民黨拿台灣當作大陸的延長，這一論述，很多本土論者不願意接受。
兩岸關係中，尤其必須考慮台灣在全球經濟係統之中的地位。目前，全球經濟都在衰敗之中。台灣是一座小島，在全球產業結構上，台灣占的比例不大，今天台灣單獨提升產業結構，已經不易成功。台灣必須與大陸掛鉤，大陸龐大的經濟體，和台灣精致的經濟體配合，形成一個可以自救自存的單位，是否因此可以不受全球衰退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大家需要考慮的課題。台灣的未來無法預設，事在人為，許多事情都需要大家放開偏見、丟下包袱，以理性考慮，走向一個比較合理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