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輿論影響力的強大，和民主運動的活動相輔相成，使台灣的民主變成不可抵禦的潮流。在“中壢事件”中，情治人員利用憲警，用棍棒打擊群眾。但是在“高雄事件”發生的時候，軍警就奉命不可動手，情勢竟倒過來了。當局不敢過分使用暴力的形式，實際上是由於輿論的督促和譴責，當局才不能不有所顧忌。
1986年,“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舉行集會，原初並沒有計劃立刻組成政黨，隻是討論有關推舉參選候選人的相關問題。後來，在會議之中，朱高正提出：何不今天就成立政黨？於是民進黨就在倉促之中誕生了。情治人員想要在這個時候加以幹涉，但蔣經國不許他們行動。兩三天以後，既然沒有反對，大勢已然，民進黨儼然就成立了。當時有些法律專家正在建議當局通過政黨法，然而，反對黨的出現，哪有經過法律成立的？都是運動成立，或是形勢的需求出現的結合。民進黨的成立正是反映了這一現象。一個真正代表一部分百姓民意的政黨，就不需要執政的政府賦予“合法”外衣。民進黨成立，使台灣終於有了兩黨政治：一個在朝的國民黨和一個在野的民進黨。
蔣經國在1988年故世。最後一段歲月，他頒布了兩個重要措施：一個是宣布戒嚴法結束；另一個，允許來台老兵回大陸探親。這兩個措施都有長遠的影響：老兵回鄉探親，終於打開了兩岸的互動。今天，兩岸之間的互動，已經提升到相當順暢的程度。結束戒嚴法條例，則掃除了所有攔阻憲政實施的障礙。蔣經國自己公開宣告：“蔣家不再有人從事政治活動。”不同於其他威權政治的領導者將權力作為家族特權，蔣經國不許再有權力傳代。
台灣本土文學的繁榮
在文化方麵，70年代中期，台灣文學的本土化現象已經出現了。這一現象，至今還在延續不斷，繼長增高。文化本土化的第一批成果，是黃春明（1935年出生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台灣鄉土文學小說家，其創作代表了台灣鄉土文學的最高成就，在世界華文文學界亦頗負盛名。）等人將台灣本土的日常生活和心態，以長短篇小說呈現於世。這個潮流迅速擴大，蔚成風氣。自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有將近二十年之久，台灣文學都隻是大陸文學的延伸。本土的文化工作者經過學校的中文教育，在公共報刊的影響下，使用中文已沒有困難。另一方麵，日本文學留下的影響和日治時代台灣作家楊逵（楊逵（1905-1985）1932年以日文創作《送報夫》，並任《台灣文藝》編輯，1935年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曾十次被捕下獄。）、賴和（賴和（1894-1943）台灣彰化人，1919年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回到台灣，與黃朝琴、張我軍一起發起白話文學運動。1934年、1941年兩次被日本統治當局逮捕，其作品具有鮮明的反殖民主義傾向。）等人開創的傳統，在本土化的文學內顯然可見。本土文學發展過程中，也有人嚐試用本土方言作為文字工具，然而，並沒有取得十分可觀的成績。同樣，本土的藝術、手工業，甚至宗教活動，都成為黨外運動者掌握的重要工具。
然而，漢文化畢竟是台灣文化的本源，其涵化的深度，還是遠遠超過日本或西方文化的影響。以文學的範圍為例，日文雖是日治時代的官方語文，但台灣作家能夠在日文文學圈占一席之地者，終究為數不多。1949年以後，中文恢複其主要語文工具的地位，經過一代的教育和日常使用，台灣作家不論是本地出生，還是外省人後裔，都有機會施展才能，發表著作。數十年來，早期的作家中，原籍台灣作家的比例已經超過來自大陸的。尤其是60年代到70年代，一批青年作家成為新一代的創作群，如餘光中、楊牧、鄭愁予、白先勇、施叔青、朱天心等人，創造了亮麗的成績，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堪稱“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文文學開花結果的階段。這一現象，討論《台灣文學》，日據時期台灣人創辦的最後一個現代文藝雜誌。
台灣文化發展或者中國文化發展時，都必須大書一筆。
中文與今天台灣的文化現象，呈現本土化和延續中國文化的軌跡，這兩條軌道之間既有互動，也有對抗，糾纏難解，卻是誰也不能離開誰。
李登輝重政治權力輕經濟發展
蔣經國在1988年逝世，他的任期還沒結束，就由李登輝接任大位。李登輝執政兩屆，主掌台灣的政治和文化十餘年之久。在他手上，台灣在政治上完成了民主化的政黨輪替，全麵選舉代替了間接選舉。這些都是李登輝在貫徹民主化上值得稱道的成就。在政黨輪替的過程中，國民黨本身改變體製，不再是一個獨占政權的政治團體。國民黨內部的成分也因為世代轉換，逐漸從民間吸收，不再是大陸來的人，而是大量的本地人才。民進黨也一樣，因為有合法的身份，自然得以迅速成長。尤其在南部，民進黨的領導地位已經不可動搖。相對而言，國民黨在北部都會擁有相當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