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台灣的外彙儲備非常豐沛。下一步，本來應是建立科技自主地位。照孫運璿先生的構想，在信息業方麵要推動大規模集成電路，以具備具體的實力，開展信息工業的高科技創新的能力。不幸他自己中風致殘，於是，這部分的領導工作就由李國鼎接下了。信息工業發展後來依然順利，成績斐然。著名的成功案例，包括施振榮的Acer、華碩的筆記本電腦。台灣的計算機主板及汽車內的計算機控製係統，幾乎占了全球大部分市場。
折冀的高新產業構想
原來的構想是在信息工業以後，進一步開拓，升級到前途遠大的高新產業：納米工業、光學產品和生物技術產品。但這三方麵的升級，在蔣經國去世、孫運璿中風以後，到李登輝手上，卻並沒有繼續推動。以至於到今天，台灣的產業結構還停留在信息工業的階段，而且越來越傾向於替世界各處的信息硬件代工，很少自己發展全套裝置，更沒有進一步發展自己創新的產品。在各個零配件的生產上，台灣的成績固然有目共睹，但在整體上，台灣生產能力強大，卻缺少自己開發的創新產品。
於是，台灣的產業從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似乎就走到了巔峰，從此停留在“高原”，隻能憑借生產實力，和大陸的市場配套。互動之際，有了上、下遊分工的取向：台灣的零配件在大陸裝配，或者大陸的零配件到台灣來裝配。這種合作的趨向，固然使台灣的企業界有利可圖，但在整體經濟結構上，台灣卻必須依賴大陸的企業。
都市化發展帶來的南北差異
蔣經國在任時，台灣社會因為經濟發展也發生了實質的轉變，都市化現象非常顯著。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農村人口相對減少。台灣幅員不大，城市與城市間連接起來非常容易，於是，台灣基本上成為一個連接的大都會區，農村反而成為都會區之間的口袋。這一特殊趨向引導了大家的職業選擇。各式各樣的服務業吸引了大量勞力，就業比例顯著超過其他行業。城鄉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都會區人口的知識程度提高。南北之間也有顯著的差異：南方的都會現象不如北方徹底，南方的都會呈現農村與都會混合的形態。台灣南部的農村取向和北部的都會取向，形成強烈的對比：工業集中在北部，南部除了高雄有一個港口和石化工業外，其他工業並不發達。南部的農村收入不易提高，南部和北部的生活條件有巨大的差異，使得南部居民感到委屈。這一趨向，在後來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也有一定的影響。
一份雜誌催生一個民進黨
台灣的政治，在蔣經國時期有顯著的發展。誠如前一講所述，到了蔣介石晚期，不得不對“萬年國會”的怪現象有所矯正。台灣的民選，從地方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長選舉，逐步擴展到全麵的選舉。在蔣經國晚期，民進黨的出現，就是由於屢次地方選舉積累了巨大的能量。民進黨是舊日所謂“黨外”的聯合，在反對黨沒有順利成立政黨時，許多參選的政治人物必須以“黨外”的身份，個人與個人之間互相支持。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兩次相當嚴重的暴力衝突：一次是1977年的“中壢事件”（台灣民眾反對國民黨當局在選舉中公開舞弊而引發的政治事件。1977年11月，台灣舉行“地方選舉”，參加桃源縣中壢鎮投票的選民，對國民黨當局使用非法手段操縱選舉的行為極為不滿，萬餘民眾包圍了中壢警察分局，當場燒毀警車、摩托車數十輛。台灣當局派保安警察前來鎮壓，民眾遂放火焚燒了警察分局。），一次是1979年高雄的“橋頭事件”（1979年1月22日發生於台灣高雄縣橋頭鄉的示威遊行活動，為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地區實施戒嚴三十年以來第一次政治示威活動。1978年8月，當時的高雄縣長餘登發與其子餘瑞言被台當局指稱涉及“匪諜吳泰安事件”，遭情治單位逮捕，罪名是“知匪不報”、“為匪宣傳”，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引發社會的不滿與黨外人士的反彈，抗議國民黨政府政治迫害。）。
這兩次事件，都和《美麗島》雜誌有相當大的關係。《美麗島》乃是“黨外”的雜誌，繼承了日本殖民時代要求民主化的傳統。“黨外”在不同階段發行了不同刊物，鼓吹他們的理念。國民黨的保守分子和情治人員認為，這明顯是向國民黨的威權挑戰。所以，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對這些“黨外”的雜誌有一定的壓製。壓力越大，反抗越大，民主運動的刊物屢禁不絕，一個被禁了，接著就出現另一個。《美麗島》是最後出現的一個大型刊物，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過程中，《美麗島》的出現有巨大的影響力。另外，在輿論上，《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民間報紙的崛起，乘經濟發展的潮流，擁有大量的廣告收入，足以支撐大篇幅的日報和晚報，刊登許多不同的政治理論和文學作品，民間言論不拘一格。這兩大報紙，再加上一份銷路比較弱小的本土報《自立晚報》，在台灣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開啟了公眾輿論的廣大空間。推動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借用公眾論壇，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除了文字的討論，這幾家報刊也舉辦了許多討論會和演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