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來台灣，到20世紀70年代，二十年之間，世界局勢不斷變化。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和台灣關係密切；朝鮮戰爭結束，世界兩大陣營的冷戰方興未艾。那時，台灣並不處在兩個陣容衝突的焦點，而且大陸內部風風雨雨，經曆了許多起起伏伏的運動，一時顧不到台灣，於是台灣有了一段喘息的時間。台灣本身呢，蔣介石那一代人重返大陸的希望，後來逐漸成了遙不可及的美夢。於是，海峽兩岸基本上處於一個對峙而不衝突的局麵。我的盼望是：璧合之前須有珠聯，鏡圓之時還待金鑲；其間必有一段過程，一段秉承善意和理性、彼此相處的過程。
台灣應對新時期的政治結構調整
台灣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逐漸進行內部調整，以適應在台久居的形勢。二十年來，蔣介石自己和選他出來的民意代表、“國民大會”以及監督“行政院”的“立法委員”們都垂垂老去。原有的機製很難維持“法統”的長存，無窮的“國祚”不能依靠有限的人壽繼續下去。
有關法律規定，地方各級的民意代表和縣市長，也要經過民選產生。二十年來，在這一製度下，台灣人民已經熟悉如何遵守民主選舉的規則，選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長。台灣經曆這個過程，獲得的經驗是複雜的：一方麵，台灣延續了長期以來地方豪強的影響力，以及族群彼此間的分野；選舉因此往往不是憑借著政見，而是憑借著歸屬和認同，以及地方利益的劃分，這一民主基礎其實並不理想。另一方麵，民眾對選舉程序已經很嫻熟，新一代的民眾已知道應該如何擺脫過去的習慣，用理念作為選舉的訴求。而且，在這一段國民黨一黨執政的時期，還是有一些國民黨以外的候選人，經過民選而踏入政治領域。例如，台北市的市長高玉樹和國民黨並無淵源，也能高票當選。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市政專家，今天台北市的很多建設，在他的時代已經有所規劃和實現。
在民意代表方麵，當局采取了一個過渡的辦法：大陸時代選出的民意代表固然留任，以維持“法統”；台灣地區本身則按照人口比例，根據規定，定期選出應有的代表。這是所謂“增、補選”條款，逐漸調整原有的民意機構成分。台灣地區新當選的民意代表之中，國民黨支持一些候選人，包括地方有名望人士，也包括國民黨的黨工。這些人挾國民黨的優勢和資源，當然有較多機會當選。還有一些是本省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地方領袖，也頗有人當選了。當時的民意代表，如，郭雨新（郭雨新（1908-1985）台灣宜蘭人，黨外運動元老之一，被稱為“黨外祖師爺”。）、許世賢（許世賢（1908-1983）出生於台灣省台南市，是台灣第一位女博士、女縣市長，有“嘉義媽祖婆”美名，也是嘉義政壇“許家班”的開山始祖。）等，這些人當選為“立法委員”，在國民黨心目中是大出意外；既然已成事實，這些人的影響逐漸增高。而且，他們的當選鼓勵了台灣的有誌之士，通過民主選舉的渠道進入政治領域，發揮應有的影響力。經過新陳代謝，經過增、補選舉產生的當地代表，民意機構的成員比率，終於占議會的大多數，改變了原來“萬年國會”的結構。
民主運動的興起
日治時代，台灣的民主運動其實已經開始，林獻堂等人，如上一講所說，經過十餘次的請願，希望日本政府賦予台灣百姓民選代表的權利。他們的請願沒有成功，這批爭取台灣民權的地方領袖，此時為爭取民權，重新努力。不久，林獻堂去了日本，不再回台灣。郭雨新、李萬居等人還繼續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權利。因此，台灣民間已有一股蓄勢待發的力量，經過不同的途徑，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權利。
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權的結構逐漸改變。蔣介石老了，國民黨的上一代人物也都老了。蔣經國隨侍乃父，身在權力中心，成為蔣介石最信任的左右手。
他的職務由“政戰首長”晉升為“國防部長”，然後又轉往經建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簡稱，台灣“行政院”轄屬的政府機構，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專責機構，也是策劃台灣地區發展走向的主要幕僚單位。），升任“行政院”副院長，輔佐嚴家淦（嚴家淦（1905-1993）江蘇吳縣（今蘇州）人，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繼任“總統”。1978年後，任“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改變，也都必須從經濟結構改變的角度，才能理解相應的關係。）。他已經掌握了軍事和經濟兩方麵的實權。1975年，蔣介石去世，嚴家淦接任，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握有行政大權。1978年，他接替嚴家淦，直到1988年去世，他主導台灣發展，因應內外變化，也有二十餘年之久。在蔣經國任期的後半段，也就是他權力巔峰的時代，台灣內部最重要的改變，乃是經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