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台灣
60年代以後，台灣已經有一批人士投入民主活動。他們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大陸來台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從大陸時代開始，就深信人民參政的權利是民權的一部分。在大陸，他們也已經對國民黨威權體製有深切的不滿。另一類，就是在台灣成長，延續日治時代民主運動的人士，也可說是本土民主運動的第二代。這兩股力量本來是各走各的路。前者——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如上講已經說過，以雷震和殷海光（殷海光（1919-1969）湖北黃岡人，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係，先後任金陵大學副教授和《中央日報》主筆。1949年去台灣，任台灣大學哲學係教授，兼《自由中國》雜誌編委。他深受羅素思想影響，抨擊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科學、自由、民主。20世紀60年代初發動文化保守主義的批評，掀起一股自由主義的思潮。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展望》、《思想與文化》、《自由的倫理基礎》等。）等人辦的《自由中國》為最重要的輿論園地。後來政府壓製，封了雜誌，雷震入獄，但這些民主的訴求並沒因此死亡，在新聞界和學術界，民主訴求的聲音仍舊不斷出現。這批人基本上都是大陸來台人士，或台灣成長的青年學生。台灣本土民主運動的推動者，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以後，還沒有立刻冒出頭來，隻在群眾之間默默地活動。可是，新一代的政治活動者已經在成長了。
到了60年代晚期、70年代初期，這兩股力量，也就是大陸來台的青年人和本地成長的民主運動者逐漸合流。大學師生合力辦的一些雜誌，《台大青年》、《大學雜誌》、《文星》等在各處流傳。台灣經濟開始成長，有了市場需要，兩家民營報紙——《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成長為主要的新聞媒體，並逐漸發展為公眾輿論的論壇。海外和台灣的學者們在這些報刊上時時發表論文。
1957年，台灣《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的“祝壽專號”，所載文章直言進諫，直指蔣介石政府。
1952年11月，台灣《自由中國》創刊三周年紀念並歡迎胡適餐會。
1969年，康寧祥（康寧祥（1938-）曆任台北市議會議員、台灣“立法院”增額“立法委員”，先後創辦《台灣政論》、《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等雜誌。）當選為台北市議員；1972年，再由台北市議員當選為“立法委員”。這應當是新一波民主運動的初試啼聲。有許多不在國民黨之內的政治活動人物逐漸結合，被稱為“黨外”，儼然是一個不具名的政治團體。當時，大陸來台的外省青年人大多在言論方麵，努力鼓吹民主化；本地成長的運動者，則有不少投身實際的地方政治活動。在這一基礎上，孕育了十幾年後，才出現了民進黨。台灣的政治結構是在默默之中逐漸轉變的。
蔣經國開啟民主政治革新之旅
20世紀70年代，台灣的國際地位陡然變化。二十餘年來，台灣仍能保持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因為基辛格的工作，大陸取代台灣，獲得了聯合國的代表權。同時，釣魚島的主權問題引發了海外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海外華僑尤其是知識分子，轉變了認同方向，承認大陸代表中國。這些轉變對台灣的存在，的確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台灣的執政當局不能再依靠聯合國席位或“法統”的延續，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依據。蔣經國清楚地認識到，台灣的存在和發展，必須建立在人民的擁護上，發展自身，自求多福。
本省人爭取民主，要求“當家做主”的意願已不是國民黨可以壓製的了。大陸來台的學者和青年們，絕大多數也投入了為台灣爭取民主的活動中。於是，國民黨政府必須致力於疏散民怨——逐步開放選舉，就是一種疏散民怨的方式。這一態度和政策的轉變，為台灣換得二十年的漸進蛻變，也正是在疏散壓力的過程中，台灣在經濟、政治各方麵，都可以和緩地有所作為。
在政權的基本性質方麵，蔣經國著力之處，是改變軍隊的歸屬。台灣現代的軍隊，不僅裝備上，更重要的是在組織上得到美國的援助，得以不斷改進。數十年的內戰，將領擁兵自重。在蔣經國執掌軍權的時代，軍隊逐漸從國民黨手中轉移到台灣地方政府手中。又實行普遍征兵製，征來的青年經過軍訓，組成軍隊的基層，將領不能再擁有軍隊。蔣經國也重組情治單位，將情治單位統一，成為安全係統下麵的調查局和軍調局。通過這些努力，一方麵是蔣經國利用這些渠道，掌握了主導權；另一方麵，軍隊和情治機關正常化，歸屬當局，而不再屬於領袖或政黨。這一係列的改革，使得任何執政者都不能再倚仗槍杆和警棒緊握政權。
“十大建設”引領經濟騰飛
快要進入70年代，台灣的經濟固然已經有所好轉（如上講所述，耕者有其田和輕工業的發展，讓台灣已經有將內銷市場轉變為外銷的可能），但是力量還是相當薄弱。當時居民收入不過幾千美金而已，政府仰賴外援，自己的庫存並不豐厚。傳聞說，蔣介石從大陸帶來幾噸黃金，幾噸黃金的總值也就不過數億美金。這一數字如果屬實，早就在1950年開始的五六年中，在別無其他財源時便已花費殆盡。1957年，我將要赴美留學的時候，陳誠曾經對留學生有坦白的講演，他告訴我們：“政府手上隻有三千兩沙金。”用今天的價碼來換算，也就幾十萬美金而已。台灣必須要尋求出路，打破困境，培養自己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