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農村收入的增加，農複會也在農村有係統地整理水會、農會和信用組合，使農民在融資和儲蓄方麵都有適當的途徑，不必再像過去一樣借高利貸。
到了60年代，台灣基本上已有相當繁榮的農業經濟，農戶的購買力大了，消費的需求也相應地提高了。經過官方的計劃和補助，有許多新的輕工業，在台灣滿足了日常市場的需求。經濟逐漸擴張，內銷市場培養了更大的生產能力；緊接著，台灣開始有能力將工業產品外銷，換取外彙，增加台灣本身的財富。
20世紀50年代，當局施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加上農複會的工作，台灣農業有了一次大的躍進。
這一農業結構的多重改變，將台灣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社會，由類封建的階段轉變到個體小農的自主階段，自給自足之外，還可以進行農業以外的經濟行為，成為市場趨向的農業。
農村本身的社會結構，也因教育的普及得到巨大的改變。在60年代，一般的教育已經從六年提升到九年。教育的底盤擴大，更上一層，台灣也增加了各種大專院校。日治時代，台灣隻有台北帝大，到了70年代，幾乎每一個縣市都有公私院校，使台灣的整體教育水平大幅度地提升了。
來台的大陸精英幫助台灣發展
回頭來看，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台灣走過了一段相當獨特的曆程。這是曆史的吊詭：假如沒有威權體製，地主們不會輕易地放棄他們的土地；假如這個政權是在台灣本地土生土長發展起來的，台灣的精英，也就是本來高高在上的社會上層，未必會注意到如何提升基層農民的生活。為了政權的穩定，在財政實際十分拮據的狀態下，當局既要顧全軍事，又要顧全台灣的建設以博取人心。威權政治當然不可取：政治不民主，生活無自由；但在經濟方麵，卻因為官方權力的集中，可以強力地改變原來的社會結構，重新分配資源。
台灣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另外一個特殊條件：當局的工作人員和社會的上層之中，有不少人才是從大陸撤退來台的。他們是來自城市的文化、科技和學術精英，其總數大概不及當時大陸整體精英的十分之一。但這十分之一的精英，融入一個人口相當於大陸百分之一的台灣，其發揮的作用，就和當年集中在寧、滬、平、津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這些人貢獻一切，幫助台灣進行各方麵的發展。由於他們和本地精英的共同努力，使得威權體製之下，台灣在文化、學術以及經濟發展各個方麵，都有可觀的進展。也是這些人，訓練了台灣本土的青年，使台灣能夠具有日治時代從來沒有的高教育人口。
在這種背景之下，此後四分之一世紀，台灣才能逐步走向改革開放，逐步推動本土化。到了第三個四分之一世紀的時代，來台的大陸精英，實際上已經逐漸隱入曆史。他們的接班者，是在台灣成長的新一代。那些新的一代已經不能再劃分為大陸人或台灣人，他們努力在台灣進行改革，將威權政治開放，使台灣走向民主化。台灣和大陸隔絕了數十年，台灣在小環境之內，雖然經曆威權的時間長達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但居然能不斷地進步和發展——這是台灣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不是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