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推行“國語運動”
綠島是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地方。台灣光複後，當局推行“國語運動”，原來的構想並無惡意，結果卻在無意中造成台灣本土觀念對中國認同的文化抵拒。陳儀接收台灣以後，有一批所謂“半山”致力於推動“國語運動”。他們的本意，是認為台灣族群之間有方言的隔閡，應有一個大家可以交流的普通話作為日常
推行“國語運動”在台灣基本上非常成功，今天幾乎每一個台灣同胞都會說普通話，但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不斷引發台灣同胞的憤怒，因為他們必須要放棄母語，學習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本來用意不惡的政策，因操之過急，以致台灣人在公眾場合，有不能開口的窘態。這種心理上造成的傷害，並不比威權體製本身造成的傷害少。
台灣民主化運動的第一步
政治體製方麵，既然已經實行憲政，台灣也必須依法實行民主選舉。1947年，台灣已經選出“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台灣開始選舉鄉鎮和縣市民意代表，慢慢推廣到選舉省議會、縣市長。這些工作在日治時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同胞至少發起過十五次請願，要求台灣開展民主化和自治的選舉活動，十五次都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響應，而在威權製度之下，台灣居然開展了地方性的選舉。
這種地方性選舉，卻也有它的後遺症。威權體製下的選舉，不會公平公開；黨政合一的政治文化，一定是國民黨完全控製地方。不僅選舉過程有瑕疵，而且選出來的一定是地方豪強，以及願意和國民黨政權合作的人士。這樣的地方選舉，使得此後的台灣民主化進程，經常會受地方派係幹擾。在威權時代，雖然完整的民主體製並不能順利實行，但比起日治時代，至少是跨進了一大步。“立法委員”的選舉和“國民大會”的選舉，使台灣若幹精英進入民意機構；縣市長的選舉，也確實使許多當年向日本要求民主化的台灣人士，能夠通過地方選舉得到一定的位置。這些民主化的種子，要在改革開放以後，才能逐漸生根發芽。
台灣農業的發展與調整
台灣回歸祖國以後的二十幾年中，經濟的發展，最值得注意的，乃是農村產權結構和農業發展水平有了一次同步的改變。這一次整盤的調整，由農村生產關係的調整開始。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局實行“三七五減租”政策。占農業人口中最大部分的佃農，按照習慣，需向地主繳納50％的收獲所得，作為租地的租金，“三七五減租”政策實施後，佃農隻需繳納37.5％的所得，租金減了四分之一。緊接著，又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將日本留下的產業股權，分配給地主，補償地主，換取土地的所有權；領耕地的佃戶，則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承購他們正在耕種的田地，成為自耕農。
同時，當局通過“農複會”（“中國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的簡稱。1948年，由美援資助所成立的農複會創建於南京，1965年在台北終止運作。在此期間農複會作為我國台灣地區與美國政府的聯合機構持續運作，其目標在於以中國農村複興工作重建中國社會。農複會成立後不久，隨蔣介石政權遷移台灣，其工作亦轉為協助台灣進行土地改革。）的工作，給予農民技術上的協助：輔導農民，獲得育種、施肥和耕種技術，也推廣使用化肥和殺蟲劑。日治時代已經有過第一波農業革命，經過20世紀50年代、60年代農複會的工作，台灣農業又有一次躍進，農業產量和農戶收入都有大幅增長。台灣不僅走出了太平洋戰爭以來糧食不足的困境，而且果、蔬、蔗糖等農產品的產量增加，使農村的收入提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