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能發展的，最多隻是地方性的交通和農產加工企業，如運輸、倉庫、碾米、磨粉等地方性的小企業。其他重要的企業；日本人都不讓台灣人經營。在台北帝大，台灣籍教授鳳毛麟角，絕大多數教授都是從日本聘請來的學者。因此，在學術上，台灣同胞並沒有機會發展到足以領導台灣文化建設的地步，也不足以領導台灣的輿論。
台灣人爭取平等的努力
台灣同胞力爭身份和權利的平等，也曾經有過多次努力和抵抗。1913年羅福星（羅福星（1886-1914）祖籍廣東嘉應鎮平縣，客家人。為中國同盟會會員，曾經參與黃花崗之役，亦為台灣日治時期著名的抗日誌士。）領導的“苗栗事件”（羅福星事件、台南關帝廟事件、台中東勢角事件、新竹事件、南投事件的合稱，這五次事件相繼發生於1912年、1913年間。日本人將這五次抗日事件鎮壓後，合並處理，稱為苗栗事件。）,1915年餘清芳（餘清芳（1879-1915）台灣屏東市人，1915年西來庵事件領導人。行動遭到日本殖民當局鎮壓，因人告密而被捕，後被日軍在台南監獄處以絞刑。）領導的“西來庵事件”（又稱餘清芳事件、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是發生於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是台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台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台灣漢人最後一次武裝抗日。）都失敗了。後者又稱“噍吧哖”之戰，日本正規軍鎮壓遊擊隊，實行了集體大屠殺。除了這兩次規模較大的民間起義之外，1930年，原住民部落也有過“霧社事件”（指1930年10月27日台灣霧社（在今南投）地區馬赫坡、缽亞倫、荷戈、塔羅灣、羅多夫、斯庫六個村社的高山族人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統治，在莫那·魯道的領導下掀起的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起義戰士消滅日本軍警百餘人，將霧社全區占領三天，後又轉入深山繼續戰鬥達兩月之久。日本殖民當局調集駐台陸空軍和大批武裝警察殘酷鎮壓，施放毒氣，起義戰士全部犧牲。），日本軍隊用大炮和毒氣，壓製沒有現代武器的原住民。
台灣人民努力爭取應有的權利，除了武裝起義，還通過議會政策的途徑和輿論的鼓吹，以求獲得比較公平的待遇。台灣文化協會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曾經想用請願的方式，為台灣同胞取得參政的權利。他們也力圖爭取發行自己的報紙和刊物，甚至嚐試組織政黨，例如民眾黨，希望遵循現代各國民主運動的常規，爭取參政的權利。20世紀20年代，台灣民權的請願不下十五次，然而，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日本終究沒有賦予台灣人民合理的平等地位。
1930年10月27日，台灣霧社高山族一千五百人舉行抗日大起義，起義者砍死了包括日本縣長在內的一百三十四名日本殖民統治者。
台灣人民和中國大陸的聯係
1911年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了。大陸的革命運動，台灣同胞也曾經參與，如羅福星就曾經是孫中山革命黨的黨員，而且參與了廣州起義。大陸的五四運動，也引起台灣的共鳴，像張我軍（張我軍（1902-1955）作家，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導火線引燃者，被稱為“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覺者”。）就曾經在台灣推行台灣的新文化運動，用漢語的白話文創作。
台灣人民和大陸的聯係，其實不絕如縷，常有來往。大陸的著名人物，如改革和革命的領袖梁啟超和孫中山，都訪問過台灣，受到地方人士的熱烈歡迎。台灣的一些精英人士，很多人在海峽兩岸都有產業，來往居住。板橋林家在廈門有住宅，即著名的菽莊花園；林爾嘉（林爾嘉（1875-1951）本是廈門抗英名將陳勝元五子陳宗美的嫡長子，六歲時才過繼給台灣板橋林家，是民國期間在閩台兩地頗負聲望的人物之一。）在福建投資了許多事業，是閩南有名的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