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日本強索台灣，中國隻能將其割讓給對方。從此，日本占領台灣五十年之久。日本將台灣建設成一個供給糧食的基地，也是南進太平洋的前哨站。這五十年日本的治理，將剛剛踏入近代的清領台灣，發展成了一個幾乎完全被日本同化的殖民地。在這一段時期，台灣的經濟建設和相應的文化發展，使台灣進入了現代。日本治理台灣的時間長度，隻有清代治理台灣的四分之一；但是，日本在台灣留下的烙印，卻是非常深刻。
清治台灣時期，文化土壤並不豐厚
回頭看看，清領的兩百年，清政府是從鄭氏政權手上，接下了台灣島嶼。鄭氏來台，保存華夏文化命脈於海外；孤臣孽子，其誌可佩，其情可哀。在鄭氏時代，台灣毋寧說是漢文化最後的據點。因此，鄭氏以及他同時代的人物，在文化上心有歸屬。鄭氏敗亡以後，清朝治理台灣，官員將來台服務視為畏途，不願久留。一撥一撥的移民進入台灣，從南到北，將台灣轉化為一個閩、粵兩係漢人的墾拓地區。在兩百多年中，三次重大的民變——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都標榜著“反清複明”，也就是說，他們還有一種文化的認同和歸屬感。抗清的努力屢次失敗，清廷更有意消除他們對漢文化的依戀。
另一方麵，如上一講所述，族群分裂，泉州、漳州和客家彼此鬥爭，都想奪取最好的土地。在彼此競爭之中，更高一層的文化歸屬感，退讓給追逐現實利益的族群分類意識。
兩百年來，台灣的社會是類似封建式的階層化結構：墾首和墾戶的大地主是一個階層，“羅漢腳”雇農和佃農是另外一個階層。站在優勢地位的地主和大商人，其實並沒有發展為中國大陸上的縉紳士大夫。這些地主生活優裕、富有錢財，可以用自己的金錢換取官位，也可以組織自己領導的群眾作為武裝力量，在大陸建立軍功。無論文武哪一途，他們都是以財富換取社會地位，並不是以文化傳播者的身份扮演社會精英的角色。台灣孤懸海外，在清朝末期實行新教育以前，地方教育都是由士紳們自己辦理的。台灣上層階層在這一方麵，似乎並沒有做到盡其經濟實力的地步。在社會事業方麵，也沒有像大陸內地的地方領袖，經辦養老濟貧等社會工作。
台灣大部分的群眾，本來在福建和廣東就是貧而無助的“羅漢腳”，或是低收入的群眾。他們遷移到台灣，帶來的文化遺產並不豐厚。台灣的上、下階層，在文化的發展上，並沒有作過十分的努力；剩下來的，就隻有在民俗宗教和戲劇歌曲方麵有一些中國文化的底子，通過信仰的儀式、戲曲和說故事，傳遞於民間。這樣的文化土壤，不會十分豐厚。再加上族群之間的分類鬥爭長期存在，分類的認同和歸屬感又是基於現實利益，往往超越了，也分散了文化的歸屬感和國族的認同。
日據台灣，官民的短暫抵抗
日本占領台灣，台灣的官民曾經有過非常短暫的抵抗，他們一度建立了台灣共和國，但時間並不長久。許多富豪內渡大陸，一些地方上有功名的舉人秀才之輩，也都紛紛離去，回歸福建原籍。台灣原本單薄的上層文化土壤，更因此流失殆盡。在這個基礎上，日本用現代教育和經濟建設，同化台灣的人民，其實等於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築樓台，並不需要花多少時間，就鏟除了原有的建築物。
不過，至少在初期，台灣對日本殖民者的抵抗，還是非常激烈的。甲午割台，乙未抗戰（又稱台日戰爭，日本稱為台灣討伐或征台之役，是台灣軍民為捍衛“台灣民主國”，而日軍依《馬關條約》為取得台灣所爆發的戰爭。），台灣的民眾，至少死亡了五六萬，而日本軍隊也折損不下萬人。除了正式抵抗以外，還有許多日本警察以強壓的手段，隨時拘捕他們認為靠不住的分子。如後藤新平（（1857-1929）
甲午戰爭後任台灣民政長官、代行台灣總督。因其對中國台灣及東北的野蠻統治，可以稱得上是日本侵華罪魁之一。），這個為人熟知的人物，就在1898年製定匪徒刑罰令，將他們認為靠不住的台民都當作土匪懲處，成群地屠殺，有時數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用機槍掃射，集體處死。這種恐怖的統治，也有強烈的震懾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日本初占台灣時候，有許多日本的政治人物認為，這個疫癘流行的熱帶島嶼，不是日本人能夠居住的。有人甚至建議，何不把台灣賣給西方國家，賺一筆現金算了。可是也有人認為，應當把台灣建設成為一個為日本生產糧食和工業原料的供給地。後藤新平這一批人，就是執行第二種選擇的人物，將台灣建設成一個為日本供給米糧、食糖、果蔬、建築木材，還有硫黃和樟腦的殖民地。日本本國的農夫遂從農田釋放，轉化為日本建設的大軍，提供了日本工業化需要的大量勞力。因此，台灣島的建設從殖民地的功能而論，對日本在明治以後，大正（日本大正天皇年號（1912-1926）。）時代晉升為工業化國家，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1896年，即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被迫割讓給日本後的第二年，日軍搜捕台灣抗日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