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灣的農業建設
日本人在台灣的建設，雖然有劉銘傳留下的一些基礎，可是，在這一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日本人發揮的努力，的確是不可否認的。從經濟方麵來說，日本在台灣嚐試了堪稱亞洲第一次的農業革命，推行的項目有：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種、有計劃地規劃水利灌溉等工作，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們開設了新型糖廠，代替過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製糖方法。日本人擁有的幾家製糖株式會社，廣泛地種植甘蔗，榨製食糖，行銷世界。台灣外銷的農業加工品，食糖一項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設都使得台灣的民間實受其益。不過，這些措施，頗多以台灣為實驗性質，一旦犯了錯誤，台灣百姓先吃大虧。例如，日本當局推行一種稻米新品種，高產，卻不能抗風，台灣全島都奉命種這一品種。一次風災，全台顆粒無收，百姓蒙受極大損失。
日據時期，台灣明治製糖工廠（在今台南縣隆田車站附近）。
台灣現代化農業生產，無論質和量都提高了許多，而且，這些建設帶動了農村社會的巨大變化。糖廠外圍，因為有糖廠為中心，一部分的城市文化被帶入農村，提高了農村的生活水平。嘉南平原上，烏山頭水庫這個大的水利係統，是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的。在日本統治期間，台灣全島逐漸電氣化，縱貫鐵路修成，高雄、基隆兩港開港——都是有長久影響的建設。日本的農業人口遷移到台灣東部屯墾，本來幾乎全無建設的後山（台灣東部昔日稱為“後山”。），因此也有可觀的成就。
推行“國民教育”，移植西方文化
在教育方麵，日本推行了“國民教育”，每一個兒童都要接受六年基礎教育。在衛生方麵，日本設立了衛生警察，專職監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衛生。嚴厲的公共衛生政策，使得一般人的生活環境變得清潔健康。日本推行現代的醫療製度，台北帝大（即台北帝國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在國內及其殖民地設立了九所帝國大學，分別位於日本東京、京都、東北（仙台）、九州（福岡）、北海道（劄幌）、大阪、名古屋，韓國京城（現首爾）和中國台北。台北帝大是1945年改製的台灣大學（台大）的前身。）的醫學院訓練了許多本省的醫生，在大城小鎮照顧病人。
日本殖民當局，將剛從西方學來的法律應用於台灣，代替了中國傳統的法律。當時，刑事警察的權威，幾乎是絕對的。日本在台灣施行的刑罰，雖然嚴酷，但是基本上有法可據，而且不任意仗勢欺人。
這許多建設，都是在後藤新平以及他的繼任者——幾個文人總督和文官，在日本據有台灣後逐步開展的。他們要在台灣建設一個模範殖民地。相對於日本在朝鮮的軍事統治，日本在台灣推行的殖民統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此基礎上，日本帶來了現代文化知識和現代化的生活形態，給台灣鋪設了一層從西方經過日本，移植到台灣的世界近代文明。台灣的文化發展，就是經由這一途徑，在文學、藝術和音樂各方麵，都從日本間接引進了西方的文化傳統。無可諱言，由於台灣不過是日本的文化邊陲，雖然各方麵的文化資源取自日本本土，但台灣文化能達到的水平，難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難有開拓創新的空間。
1940年，台北帝大醫學部學生的實驗教學。日本在台灣推行現代的醫療製度，台北帝大的醫學院訓練了許多本省的醫生。
台灣人隻是二等公民
日本治台，終究還是將台灣當作殖民地，台灣人民終究隻是日本帝國第二等公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選舉權，日本卻始終沒有給台灣人一個民主的製度。不僅官員都是從外麵派進來的，而且台灣民間也沒有真正的選舉議會。基層行政單位的一些代表，也並不都是選舉產生的，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灣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籠絡的對象。台灣地區曾經有“紳章製度”，由殖民地當局頒給地方領袖們佩戴的徽章，表彰他們的社會地位。用這一方法，日本贏取了許多台灣地方領導階層的擁護。
可是，日本在台灣訓練當地人才有一定的限製。台北帝大主要是為在台的日本人而設，台灣本地的優秀青年，反而必須到內地去求學。台灣人的職業選擇，最多是律師和醫生，文官、法官、高級技師和管理人員，都由日本人擔任。日本殖民當局並不鼓勵台灣人進入真正的社會領導階層。例如，殖民當局隻允許日本人的公司經營大規模的糖廠。糖廠對於提高台灣的經濟生產能力，確實有貢獻，然而，對它外圍的農村而言，它壟斷了農民選擇作物的權利，也獨占了當地交通和其他資源的分配。我到台灣之初，曾經在戰後的糖廠居住過。從廠區的老工人那裏得知：當年日本人的糖廠，並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單位，實際上還兼具控製和管理的功能。這一類企業不會讓台灣人經營，糖廠的技師和管理人員都是日本人，台灣人隻不過是基層勞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