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在台灣的開發，最主要的是將精耕農業帶入台灣，改變了原住民粗放的農業。漢人的開發過程中，水利建設總是一個重要項目。前麵所說的彰化八堡圳是一個具體的例子，我的母校台灣大學附近的瑠公圳——今天台北市東區的一個水利係統，是另一個例子。乾隆年間，墾戶郭錫瑠開發了今天台北東區的龐大水利係統，而且跨越新店溪，連接大坪林一帶的水利係統，將山地的水源引到了台北平原。台北平原在鬱永河訪問台北時代還是個大湖。這個被稱為康熙湖的湖泊，可能是地震造成的。基隆河、淡水河以北地區，地勢卑下，湖水無法到達地勢稍高的基隆河南麵。因此，居民才必須開辟瑠公圳灌溉係統，將山地的水源引入台北盆地的東麵，並將附近若幹淤積的沼澤逐漸抽幹，將積水導入河流。
瑠公圳和八堡圳這種灌溉係統，都是漢人知識分子將中國灌溉工程經驗引入台灣，根據當地情況設計的龐大灌溉工程。另有一種係統，則是客家人發展出來的水利設計：山坡地和山坡台地的池塘。二三十年前，在桃園地帶，我們還能看見許多大小池塘，分布在村莊附近，甚至在民宅的前麵。這些池塘彼此以渠道相連，調節水流，儲蓄積水，灌溉田地。
經過漢人屯墾者的這些努力，本來滿地都是熱帶或亞熱帶植物的土地轉化成熟田。一代又一代的漢人農夫，用長期累積的精耕細作經驗，將台灣發展為一年多熟的稻米生產地。19世紀初以後，台灣生產的米糧，可以供給南到閩、粵兩省，北到天津、北京的諸多地區。台北板橋林家（板橋林家
即林本源家族，為台灣五大家族之一，自台灣清治時期發跡於台北板橋。“林本源”並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是板橋林家的“商號”。）就曾經運送十幾萬石糧食，接濟清末華北的糧荒。
除了稻米耕作以外，漢人也發展了蔗糖工業，驅牛拉磨，榨取蔗汁，製造食糖。在日本占領以前，台灣糖已經是東南亞著名的食料商品。漢人也在內山煎樟樹片19世紀末，台灣橫跨景美溪的木製引水管。清乾隆五年（1740）由郭錫瑠獨資興建，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工，原名“金合川圳”，後為紀念郭錫瑠而改稱“瑠公圳”。
煉取樟腦——又是一種很有價值的商品。在化學香料合成以前，樟腦是重要的香料來源，台灣的樟腦曾經是世界的重要產品。漢人從福建、廣東引入茶種，在台灣的山地普遍開發茶園，焙製茶葉，運銷世界各處。今天台灣的“包種茶”，就是英、美的茶商向台灣預訂茶葉，所謂“包種”即“預包、種植茶葉”的意思。包種茶以及台灣出產的烏龍，到今天還是世界名茶品種，隻是今天台灣的產量，已經不能和印度的茶產量相抗衡。這些經濟作物的開發，以及精耕農業生產的米糧，將台灣的產業在兩三百年之間，從新石器時代的水平，迅速地提升到近代的水平。
族群特色鮮明的社會結構
開發台灣的漢人，主要來自三個原鄉：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粵東的客家。泉州人因為和鄭成功政權的特殊關係，來得最早。鄭氏的基地在泉州，所以泉州人在台灣大多分布在沿海城鎮及其附近的田地。漳州人來得比較晚，退而求其次，立足於內陸的平原。最晚到達開發台灣的一批漳州人，是轉入宜蘭的吳沙集團。客家人來得更晚，平原地帶已經被福建人占據。於是，客家人不得不進入山坡和丘陵，分布在平原後麵的台地。從今天的新竹、苗栗，延伸到高雄、屏東的山坡地，都是客家莊的分布地區。
這三大族群各有自己的分布地區。但在開發過程之中，爭奪資源在所難免，族群之間的鬥爭，往往升級為械鬥。大規模的械鬥可以牽動數萬人，彼此仇殺，為時數月之久。閩客之鬥、泉漳之鬥，是台灣曆史上常見的事件。其實，族群鬥爭，不僅限於這三大族群之間。上述三大族群，每個族群內部也有鬥爭。例如，台北地區，今天的萬華和淡水，曾經有過兩個商幫的鬥爭。其中一幫是和廈門做對渡貿易，另一個是和泉州（晉江）做對渡貿易。這兩個商幫分別稱為頂郊和下郊，頂郊和下郊的武裝衝突也非常激烈。在台灣各個地區，都有地區性的族群鬥爭：城南、城北，或者這個姓與另外一個姓。所謂分類械鬥，是台灣曆史的特色。
台灣的宗教活動也和大小族群意識有關。例如，三山國王就是客家人的守護神，清水祖師、保濟大帝分別是泉州人、漳州人的保護神。最大的保護神是媽祖，媽祖威靈超越所有的族群，成為華南的主要信仰。可是，一個族群的媽祖廟和另一族群的媽祖廟之間，還是有所區隔。族群活動平常就以祭祀為中心，組織了巡境、分香等定期活動。這些活動將群眾納入組織，無事的時候，彼此幫忙，有事的時候，就結合成一個械鬥的作戰體。這種族群的分野，在今天台灣的民主選舉活動中，也還是相當重要的幹擾因素。
台灣的大業戶，在清代形成類似貴族的當地階層。例如，板橋的林家，以屯墾富甲一方，曾經捐資修建台北城牆。台中的林家，太平天國戰爭時曾組織“台勇”，參加左宗棠的湘軍，立了戰功，在台中世代顯赫，成為最大的家族。嘉義的王家，是嘉慶時代平定海盜的王得祿的後代，因為戰功被封為子爵，乃是台灣曆史上少見的有爵位的人家。新竹的鄭家和彰化的施家，都分別是和鄭成功、施琅有家族淵源的大戶人家，累世據有大片土地，也號為豪族。新竹鄭家和施家，子弟頗多科名，曾經合力調解客、閩械鬥，促成兩個族群組織“金廣福”（清道光十五年（1835），粵籍人士薑秀鑾及閩籍人士林德修、周邦正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共同設立的閩粵合股之武裝拓墾組織（俗稱金廣福大隘或金廣福墾號）。），共同開發內山。這些大族被日本學者東嘉生稱為“儼然一方領主”。因此，在清領時代，台灣的官府實際上權力有限。台灣由這些當地的大業戶、地主、豪門把持，他們集合力量，發展了台灣，實際上也控製了台灣。這些現象在中國中原以外的開發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發生，台灣這一頁曆史，隻是中國開發史上較為晚近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