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軍打信息化戰爭，有“硬”的一手，也有“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我在《巴格達的陷落》一文中已有較多描述。“軟”的一手，就是大打信息攻心戰。在信息化戰爭的全部理論中，這“軟”“硬”兩手，始終是形影相隨、不可或缺、不可分離的。
老美的信息攻心戰，大致可分為戰略級與戰役級兩個層次。戰略級信息攻心戰通常是國家行為，由白宮和五角大樓直接掌控實施。戰役級信息攻心戰則由美軍結合戰場上的軍事打擊一並實施。這兩個層次的信息攻心戰，有時又是互相貫通、交叉實施的。
攻心戰（心理戰）古已有之，孫子說的“治氣”“治心”與“奪氣”“奪心”（語出《孫子兵法軍爭》），恐怕是最早的攻心戰理論了。但時代不同了，技術進步了，美國的信息攻心戰是依托其強大的信息優勢，又充分利用大眾傳媒渠道實施的攻心戰，具有許多新特點。
首先，美國打信息攻心戰有一套新理論。
這要從美國軍方和學術界最初對信息戰這個概念的爭論說起。美國人最早討論信息戰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因是美軍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采用了大量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使戰爭麵貌發生了根本改變，由此引發了一場新軍事革命。那時候，美國人對信息戰的說法也是五花八門，綜合起來是兩大派。
一派是技術製勝論者，他們從借助信息技術大幅度提高指揮控製能力和武器裝備的作戰效能入手研究信息戰。代表這一派觀點的彼得格裏爾發表了一篇題為《信息戰》的論文，他認為信息戰的主要標誌就是“先進的偵察技術、高速運算的計算機、複雜的信息網絡、高度精確的探測器和製導裝置”，預言“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年代裏，美國武庫中最令人恐怖和最重的武器”，將是“信息係統湧出的巨大數據洪流”。
另一派是攻心製勝論者，他們研究的重點是信息可以對人的情感和意誌產生直接影響，並由此影響人對戰爭的決策，並影響戰爭的勝負。代表這一派觀點的喬治斯坦教授也發表了一篇題為《信息戰》的論文，他認為“信息戰的目標是人的頭腦”，“信息戰就是要控製信息領域，利用它去影響人”。這一派特別重視“信息戰中一個重要的新因素是全世界範圍內的電視和廣播新聞”（當時互聯網還不發達，現在還應加上互聯網）。他們認為這是“構成衝突政治內容的戰場外的戰鬥”，是更高層次的“戰略級的信息戰”。在這一派中，比斯坦教授更權威的是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夫婦，他們早在1993年10月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戰爭》中就已闡明了同樣的理論，書中“輿論導向”一章中列舉了“扭曲精神的六個扳手”，它們分別是：控訴敵方暴行；渲染參戰的光榮與必要；把對方描繪成沒有人性的魔鬼和沒有人性的動物；宣稱在戰爭中不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國家是反對我們的；利用宗教進行有利於我方的宣傳；使對方的宣傳變成不可相信的宣傳。托夫勒夫婦預言：“明天的一些最重要的戰鬥將發生在輿論宣傳戰場上。”
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有一個特點，什麼事情爭論歸爭論，爭論到最後都以實用主義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管兩種說法如何南轅北轍，隻要有用，都留下、都采納。他們兼收並蓄的時候多，簡單地肯定一個、否定一個的時候少。五角大樓的謀士們覺得，這兩派的觀點其實都對，信息戰裏麵既有技術科學，又有人文科學。前者可用於大幅度提高指揮員對戰爭的指揮控製能力和各類武器裝備的殺傷效能。後者可用於把戰爭意誌延伸到戰場以外的廣闊空間去，通過非軍事手段實現軍事目的，甚至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拉姆斯菲爾德為代表的鷹派人物得出結論認為，信息技術在這兩大領域都蘊藏著巨大的戰爭潛力，這兩套本事都大有用武之地，美軍都要大力發展和運用。
伊拉克戰爭中，美軍把打信息化戰爭的這兩套本事都使了出來，軟硬兼施，雙管齊下。“硬”的一手，在戰場上盡收精確、高效、迅捷之效。“軟”的一手，在宣傳輿論上利用各種新聞媒體大顯其能，一攻美國公眾之心，二攻世界輿論之心，三攻伊拉克軍民之心。
二
為何要首攻美國公眾之心？
在美國國內，公眾輿論始終是個大問題，不能不認真對待。古往今來，無論哪個國家，凡開戰都要進行戰爭動員，“令民與上同意”（孫子語）。對於公眾輿論影響力極大的美國來說，這一條尤顯重要。因此，托夫勒夫婦列舉的六個“精神扳手”，既有對外功能，又有對內功能，其攻心對象涵蓋了己方、敵方和第三方。小布什決心搞掉薩達姆，需要得到美國公眾和國會較高的支持率，否則不好辦，這就叫美國政治。日本《每日新聞》有位記者寫了一篇談他采訪伊拉克戰爭切身感受的文章，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得不到媒體的支持，戰爭就不可能進行下去”。
回想越南戰爭後期，美國國內曾掀起過反戰浪潮。白宮和五角大樓找到的主要教訓有兩條，一是戰爭拖得太久，二是死人太多。越南戰爭打了十四年，美國傷亡約二十五萬人，死亡近六萬人，把美國人拖怕了、死怕了。
海灣戰爭時，鑒於美國公眾戰爭中怕死人的心理障礙尚未消除，他們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在戰法上，為了避免大量傷亡，空襲三十八天之後才展開地麵進攻，隻打了一百個小時就停下了，不敢再打了，怕再打下去又要死很多人，又要引發新的反戰浪潮。這樣一來，戰爭過程的確是大大縮短了，傷亡人數也大大減少了。應當承認，海灣戰爭是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以後的第一場戰爭（也有人說它是機械化時代的最後一場戰爭），作戰樣式的確有了根本性變化，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另一方麵，在宣傳上，當時，白宮和五角大樓就抓住機會大力宣傳“非接觸”、“零傷亡”之類的作戰新理論、新觀念。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越南戰爭死人太多的教訓說的，是說給美國公眾聽的，是直接對著美國人“厭戰”、“怕死人”的公眾心理去的。
實際上，海灣戰爭說是“非接觸”，最後還是接觸了；說是“零傷亡”，最後還是死了一些人。
美軍事後發覺，所謂“非接觸”和“零傷亡”，成了他們套在自己頭上的兩道緊箍咒，作戰行動受到了很大限製。對此，五角大樓和美軍高層指揮官們內心有些後悔，但又不便明說。“911”事件是一個轉機。美國公眾對恐怖主義同仇敵愾，反恐宣傳浪潮席卷全球。在這股強烈的“複仇”心理支配下，美國公眾對戰爭中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所回升。因此，打阿富汗戰爭時，美軍對“非接觸”和“零傷亡”的調子就不那麼高了。
伊拉克戰爭，美國把托夫勒夫婦的六個“精神扳手”都從工具箱裏拿了出來，全派上了用場。開戰前和開戰後，美國對內宣傳牢牢抓住了幾條：一、薩達姆是恐怖主義後台，打他就是打擊恐怖主義；二、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隻有徹底打敗伊拉克，才能徹底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根本上消除對美國的威脅；三、開戰後，處處展示美軍的強大實力，刺激美國公眾“傲視世界”的自豪感。本來還有第四條，要在電視屏幕上展示伊拉克民眾手捧鮮花夾道歡迎美軍的鏡頭，可是這一幕並沒有出現。但四條中已拿下了三條，美國公眾心理已被這些“精神扳手”擰到了恰當刻度，“令民與上同意”的目的基本上達到了。這時，美國公眾對戰爭中死人的問題已不像以往那樣敏感了，覺得戰爭中傷亡一些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這次國務卿鮑威爾向美國公眾明確表態說，戰爭畢竟是戰爭，傷亡在所難免。鮑威爾是老軍人，他心裏明白，過去宣傳“零傷亡”其實是說了一句過頭話，這次正好找到台階，把調子降下來。美國公眾對他的觀點也默認了。應該說，美國這次對內宣傳搞得比較成功。民意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美國公眾認為小布什的開戰決定是正確的，對他的支持率從戰前的百分之五十五飆升至百分之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