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巨頭們:在戰爭中博弈(2 / 3)

再看看當年的羅斯福,他為了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充當好西方大國的挑頭角色,付出了多少堅忍不拔的努力?舉行“三巨頭”第二次會談時,斯大林以自己要指揮戰爭、難以分身為由,執意不肯離開蘇聯。那時羅斯福的健康狀況已經很差,但為了辦成大事,他可以拖著病軀,千裏萬裏坐海輪、坐飛機,前往蘇聯雅爾塔去參加第二次“三巨頭”會談,堅持與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合作到底,並成功協調美、英、蘇三方利益,在勝利前夕先把蛋糕切好。

世界是大家的,要辦成一兩件世界大事,哪能一意孤行?尤其解決世界性難題,哪能容許你圖省事?

小布什與羅斯福,胸懷、氣度,顯然不在一個檔次。伊拉克戰爭打成這樣,拖成這樣,不是沒有原因的。

丘吉爾和布萊爾,這“祖”“孫”倆處理世界事務的視野和氣質,也不在一個檔次。

由於太胖將腰帶紮到胸口的丘吉爾,同樣是一位世界級政治家,他也是“二戰”風雲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過重要貢獻。丘吉爾性格複雜,卻愛憎分明。他早年畢業於軍事學院,當過海軍大臣、陸軍大臣兼空軍大臣、財政大臣,兩度擔任英國首相,還是一位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人們送給他的頭銜很多:縱橫捭闔的政治家、左右逢源的外交家、雄辯的天才演說家、出爾反爾的政客……

丘吉爾在“二戰”中的表現,值得稱道的是他識時務,突出地表現在他對蘇聯態度的轉變上。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之初,擔任英國陸軍大臣的丘吉爾曾是反共急先鋒。當時“一戰”剛結束,協約國討論製裁德國,丘吉爾卻竭力主張“把德國養大,迫使它同布爾什維克鬥”。“一戰”後對德國養癰遺患,丘吉爾是有賬的。

但在“二戰”中,丘吉爾的反法西斯立場很堅定。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的當天,已擔任首相的丘吉爾立即發表了一篇著名的廣播演說,堅決支持蘇聯反擊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侵略。

他說:“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這一切,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情景之下都已黯然失色……我們隻有一個宗旨,一個唯一的和不可改變的目標,我們決心要毀滅希特勒……什麼都不能改變我們這個決心……我們將給俄國和俄國人民以一切援助……俄國的危難也就是我們的危難……讓我們齊心協力打擊敵人吧……”

政治家的最大價值體現在哪裏?在國內政治中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國際政治中主持正義,站在推動人類進步事業這一邊。無論丘吉爾以往曾經如何反共,但當法西斯危及人類文明時,他卻表現出了是非分明的道德觀、價值觀,反對納粹、支持蘇聯。丘吉爾和羅斯福一樣,在重大曆史關頭,也是敢於搞重大外交突破的人。而且,隻要丘吉爾想幹一件什麼事,他總能為自己找到令人難以駁倒的理由。他留下過一句名言:“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隻有永久的利益。”

1942年,丘吉爾主動要求訪蘇,親赴戰雲密布的莫斯科與斯大林會晤,為推遲開辟歐洲第二戰場親自向斯大林作解釋。同時,丘吉爾也是為了要去摸清一個底細:如果再推遲開辟歐洲第二戰場,蘇聯承受壓力過大,斯大林會不會單獨和德國媾和?事關重大,粗心不得,他必須親自跑一趟。

斯大林很快答複,歡迎他去。此時敵人離莫斯科最近處僅五十公裏,丘吉爾想請斯大林到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會晤。斯大林說,不,你要來就來莫斯科。斯大林是“寧可喜歡真正的敵人,也不喜歡假的朋友”的人。丘吉爾要摸斯大林的底,斯大林何嚐不在摸丘吉爾的底?丘吉爾頑固,斯大林更強硬。斯大林雖然對丘吉爾一再拖延開辟第二戰場很不滿,但對他的雄辯口才和固執得很坦率的個性,卻表現出了少有的尊重。在歡迎丘吉爾的宴會上,斯大林向丘吉爾講了一個故事:蕭伯納訪蘇時,曾向他建議邀請當時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訪蘇。斯大林說:“為什麼要邀請他來?他是幹涉我們的頭子。”蕭伯納夫人立即糾正說:“不對,是丘吉爾使他誤入歧途。”丘吉爾一聽,馬上向斯大林承認說:“我是幹涉最活躍的人物。”說完馬上問斯大林:“你已經寬恕我了嗎?”斯大林一聽笑了:“這一切都已過去,過去的事情應該屬於上帝。”兩人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時,已是深夜了,斯大林破例把丘吉爾請到自己的住所去,兩人麵對麵一邊喝酒聊天,一邊等著莫洛托夫把公報草稿送來,兩人共同審閱、簽署。

通過麵對麵接觸,丘吉爾對斯大林鋼鐵般的意誌敬佩之至。當時,蘇德戰爭戰線漫長,蘇聯損失巨大、壓力巨大、困難巨大,莫斯科郊外五十公裏處就有德軍,真稱得上驚濤駭浪、驚心動魄。斯大林卻談笑自如、穩如泰山。丘吉爾心中的那個疑慮消失得無影無蹤。事後,丘吉爾在給羅斯福寫信通報與斯大林的會談情況時稱,他與斯大林已經“建立了一種對將來很有益的個人關係”。

夠不夠世界級政治家,有沒有大局觀是一個重要標誌。在盟軍的反法西斯行動中,丘吉爾經常表現出利己主義傾向,但他對反法西斯同盟這個大局的分量是知道的。幾年中,他為了協調英、美、蘇三大國關係,無數次來往穿梭,做了大量工作。再如,為了認真做好諾曼底登陸戰役的準備,斯大林提醒說,應當及早任命一位盟軍總司令,隻有讓同一位總司令來負責戰役的準備和戰役的實施,這樣才能搞得好,切忌中途換人。這是經驗之談。在這個問題上,丘吉爾也是顧大局的。雖然諾曼底登陸戰役是在英國集結和展開,但考慮到一旦戰役發起,美軍參戰人數將大大超過英軍,丘吉爾立即表態,這個總司令應該由美國人來當,英國人可以當地中海方向的司令。於是,羅斯福知人善任,任命最善於協調關係的艾森豪威爾擔任盟軍總司令,全盤負責諾曼底登陸戰役的準備和實施。頑固的丘吉爾一旦同意實施這次戰役,他後來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丘吉爾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有一份功勞,他以反法西斯鬥士的形象載入了史冊。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隻要英國同美國站在一起,英國永遠是配角。當今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反恐問題上與小布什站在同一立場,這一點不能說他錯。但是,在發動伊拉克戰爭這個問題上,當國際社會意見嚴重不一致時,卻沒有看到布萊爾站出來為協調各國立場做過什麼工作。相反,他積極為小布什提供一些不實情報,助長小布什撇開聯合國推行單邊主義,“二布”聯手,貿然開戰。在布萊爾身上,已經找不到一點丘吉爾雄辯、固執、愛憎分明、不知疲倦、不折不撓的遺風。

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紀念活動,按理說布萊爾也是東道主之一。在法國諾曼底海灘舉行的紀念大會,布萊爾也跟著英國女王去參加了。他追隨小布什在伊拉克辛辛苦苦打了一仗,可是到了隆重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的場合,他卻像是生怕別人看出他參與了伊拉克戰爭似的。這說明,打仗也不是可以亂打、瞎打的。像諾曼底登陸這樣的仗,名垂史冊;而像伊拉克戰爭這樣的仗,卻非議叢生。

不過有一件事可以提一下。利比亞的卡紮菲,突然宣布願意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使他同美、英之間的緊張關係得以緩解。這是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在反恐鬥爭方麵取得的極少勝利之一。據說,這是由於英國同卡紮菲進行長期艱苦談判取得的重大突破。如果情況屬實,在布萊爾的記分牌上可以給他加一分。

這次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紀念活動,法國是東道主。法國總統希拉克利用這個機會,大膽邀請俄國總統普京、德國總理施羅德也來出席慶典,此舉深有含義,閃耀著異彩。

法國這個國家,軍事傳統也是很深厚的。想當年,拿破侖橫掃歐洲,威風無比。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還曾打過大勝仗,但隨後,這個老邁帝國卻每況愈下,屢戰屢敗,難提當年勇。“二戰”中,法國早早敗在德國手下,貝當投降,全國淪陷。直到諾曼底登陸戰役成功,美英盟軍攻入法國,才協助法國光複國土。但法國在“二戰”中也有一個最大收獲,那就是在抗戰過程中締造了新的民族傳統,這一點難能可貴。法國在“二戰”中締造了什麼民族傳統?那就是在強權麵前決不低眉下眼,始終堅持民族獨立自主的戴高樂傳統。

戴高樂是有骨氣的。當時,戴高樂頻繁來往於英法之間,千方百計爭取英國的幫助,以抵製法國國內的投降傾向,卻突然聽到貝當出麵組閣,準備同德國單獨媾和的消息。戴高樂是貝當的老部下,但他決不容忍投降,毅然決然與貝當分道揚鑣,不辭而別,重返英國,在倫敦發表了著名的“618”廣播講話,號召抵抗。隨後,戴高樂在倫敦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領導抵抗運動,為日後解放祖國打下了基礎。

可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對法國、對戴高樂抱有深深的偏見。羅斯福非常瞧不起法國,瞧不起法國人,瞧不起戴高樂。他認為法國人在戰爭期間表現太差了,簡直毫無鬥誌,不堪一擊。羅斯福打定主意,戰後不能給法國以大國地位,它沒有資格,也不能給戴高樂出人頭地的機會。因此,在“三巨頭”會談中,羅斯福一直堅持這樣幾條:一、盟軍一旦進入法國,必須對法國實行軍事占領,由盟國軍政府對法國進行管理。二、為此,盟軍進入法國後,既不同貝當的投降政府打交道,也不同戴高樂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打交道,隻和地方機構發生必要的聯係。三、基於上述考慮,他讓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把戴高樂指揮的法國軍團派往意大利作戰,不讓他在解放法國本土作戰中發揮作用。四、將來占領德國後,對德管理機構內沒有法國的位置,戰後其他國際主要機構中也沒有法國的位置。

丘吉爾的看法與羅斯福相反,他希望戰後有一個強大的法國出現,以保持歐洲大陸的均勢。丘吉爾內心一直在想,隻有戰後一個強大的法國和英國站在一起,將來才能對抗蘇聯。為此,他多次表示要依靠戴高樂,依靠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讓他們來行使法國的民政管理權力。

羅斯福不同意丘吉爾的看法。他當著斯大林的麵,嘲笑丘吉爾也不看看法國如今還有什麼分量,居然還想把法國重新培養成一個強國。斯大林對法國也沒有多少好感,但不像羅斯福那樣偏激。

戴高樂對羅斯福如此藐視法國極為憤慨,展開了堅決鬥爭。他針鋒相對地堅持這樣幾條:一、法國軍團必須參加解放祖國的戰役,並且必須由法國軍隊負責解放巴黎;二、盟軍在法國土地上必須完全尊重法國的主權;三、在法國建立政府是法國人民自己的事情,除此之外,不承認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存在;四、法國的國際地位必須得到尊重。

擔任盟軍總司令的艾森豪威爾身臨其境,看出了羅斯福法國政策的偏頗,他對戴高樂的立場表示理解和同情。在戴高樂的強烈要求下,1944年8月23日,艾森豪威爾向勒克萊爾指揮的法國第二裝甲師下達了命令:向巴黎進軍!戴高樂的車隊在裝甲師後麵全速跟進,隨部隊同時進入巴黎。第二天,巴黎解放。戴高樂從巴黎解放的第一天開始,就牢牢掌握了新生法國的命運。後來,經過戴高樂據理力爭,丘吉爾竭力說項,斯大林表示默認,羅斯福作出讓步,法國最終也進入了對德四國管製委員會,後來又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但是,法國從此同美國結下了宿怨。

戰後,戴高樂對美國把歐洲盟國當成“小夥伴”使喚的態度十分反感,他響亮地提出了“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的口號,並一怒退出北約,把美軍從法國領土上趕走。

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強權政治愈演愈烈,法國一如既往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平時看不出什麼,關鍵時刻就難免碰出火花。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法國總統希拉克為何帶頭唱反調?因為你美國太不把別國的主權放在眼裏了,總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小布什的毛病又來了,他硬把伊拉克戰爭與二次大戰扯到一起。希拉克不樂意了,他通過自己手下的人轉告小布什手下的人:在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大會上,法國人不希望聽到伊拉克戰爭這個詞。這句話除了“辣”味十足,還有更深一層含義:“二戰”都過去六十年了,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思維早該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