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豎吹之笛，既起於羌中，則羌人必善於吹奏。兩漢王朝曾經和羌人進行過持續的戰爭，尤其在東漢時期，漢羌戰爭連綿不斷，幾與東漢王朝相始終（具體情況可參考高榮《論兩漢對羌民族政策及東漢羌族起義》(《廣東社會科學》1998年3期)、楊永俊《對東漢“羌禍”的重新審視》(《西北史地》1999年1期)等文。），在戰爭過程中，大量羌眾內徙，以至範曄《後漢書？西羌傳》、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呂思勉（呂思勉：《秦漢史》（上），頁3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等都把東漢“羌禍”的原因歸結於此。隨著羌人的內徙，羌笛被帶到漢地並廣泛流行，從而引發了漢代笛類器物的變革。如果這個推論能夠成立的話，則本文所討論的在西南地區出土胡人形象中最為大宗的吹笛俑，其現世參照很有可能就是羌人，或至少是與羌人關係密切的匈奴或西域胡人，由於對羌戰爭的原因流落漢地。
《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薑姓之別也。”馬長壽先生認為，此說無論在史料上、地理上以及民族語言上都缺乏可靠的依據（馬長壽：《氐與羌》，頁9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明珂先生更明確指出，這種結論是在中國注釋家的傳統中被創造出來的，河湟羌族直到西漢前期還與中國無甚關聯，由春秋戰國到漢代“羌”都是華夏對異族的稱號，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羌，都可能說不同的語言，或在體質上有相當的差異（王明珂：《華夏邊緣——曆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227-253，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這個論斷是極有見地的，對我們的研究很有啟發意義。漢代被稱為“羌人”的人群，或至少某些地域的羌人，由於與歐羅巴人種的密切關係，極有可能具有迥異於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征。倘如此，則漢代之羌人，也應屬於本文所定義的“胡”的範疇。
關於羌人與歐羅巴人種的密切關係，《後漢書？西羌傳》載，羌人“所居無常，隨依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生業形態、生活習俗等方麵接近匈奴等遊牧的胡族，學者已有論述（張雲：《漢代匈奴與西羌之比較研究》，《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4期。）。由於生業形態及地理位置的原因，羌人在政治、經濟上與匈奴（王宗維：《秦漢時期匈奴與西羌的關係》，《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2期。）及其支係“張掖盧水胡”具有緊密的聯係。《後漢書？西羌傳》載，中元二年（57），西羌燒何種豪婦人比銅鉗，為盧水胡所擊，於是率種族依郡縣；建初二年（77），吳棠為護羌校尉，西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追擊，戰敗，“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實際上，漢代文獻經常羌、胡並稱，如僅《後漢書？西羌傳》之例就不勝枚舉。另外，羌人與西域的龜茲亦有密切的關係（錢伯泉：《西域龜茲國人與羌族的關係》，《甘肅民族研究》2001年1期。）。
即使我們不必認為羌人屬於歐羅巴人種，但由於其與胡人互通婚姻，在體質特征上具備一些“深目高鼻”等歐羅巴人種的特征，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種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逾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母姓為種。”由於湟中月氏胡長期與羌人雜居，漢代文獻甚至將其也稱為羌人（《後漢書？竇融傳》“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故應將小月氏劃歸羌虜的範疇內。）。有學者認為，中江塔梁子“胡人舞蹈”的胡人族屬極可能是“湟中月氏胡”（謝崇安：《中江塔梁子東漢崖墓胡人壁畫雕像考釋——兼論印歐人種入居我國西南的時代問題》，《四川文物》2005年5期。）。從考古材料來看，青海民和縣官亭鎮胡李家東漢末年或稍晚的兩座墓葬，墓葬形製、隨葬品類型及埋葬方式等屬於典型的東漢文化，出土3具骨骼，具有明顯的歐羅巴人種特征，但又受到蒙古人種基因影響，發掘者認為，這些人骨的族屬很可能是小月氏（王明輝：《青海首次發現歐洲人種遺跡》，《中國文物報》2002年5月10日。），很可能是羌、胡、漢文化交流的生動反映。
羌人向西南地區的遷徙，是具有曆史傳統的（參見本書第一章）。漢晉時期，由於這種曆史傳統和地理位置的接近，很多羌人再次向西南遷徙，或作為戰俘進入西南，可能是西南地區出土吹笛俑比較集中的根本原因。
《華陽國誌？巴誌》：“孝安帝永初二年（108），涼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中郎將尹就討之，不克，益州諸郡皆起兵禦之。”《後漢書？西羌傳》：“桓帝建和二年（148），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華陽國誌？巴誌》中亦有模仿孔子“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句式的感歎：“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為左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