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江塔梁子3號崖墓三室前甬道有“胡人舞蹈”壁畫，同室左耳室墨書榜題13行約二百字，內容涉及墓主人身份、職官、家世等。榜題表明，此墓為漢太鴻蘆（臚）文君子賓及其家族墓葬。按太鴻臚或稱大鴻臚，為東漢九卿之一，《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掌諸歸義蠻夷”，則此墓出有“胡人舞蹈”壁畫，當非偶然。更重要的是，榜題有“鴻蘆（臚）擁十萬眾平羌，有功赦死，西徙處此州郡縣鄉卒”，有學者指出，大鴻臚有安定蠻夷的責任，其方式，是包括采用軍事手段的（王子今、高大倫：《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畫榜題考論》，《文物》2004年9期。）；墓葬發掘者認為，榜題所記“鴻蘆（臚）擁十萬眾平羌”之事，與安帝永初元年（107）到元初五年（118）及順帝永和四年（139）到衝帝永熹元年（145）的兩次羌人起義有關，因在這兩次戰爭中羌人都曾攻入益州，且平羌用兵都在十萬人以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9期。）。
在漢代中央政府與羌人的戰爭當中，有許多羌人被迫淪為奴婢。《後漢書？西羌傳》：“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同傳又言：“(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樗泉營，侍禦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人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彩帛一億已上。”同傳論曰：“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曲折於奴仆之勤。”兩漢及三國時期，一些貴族、官僚和富豪擁有大量奴婢是普遍的現象，四川地區亦不例外，如據《三國誌？蜀誌》，李嚴“奴婢、賓客百數十人”，糜竺“僮客萬人”等。在對羌戰爭的過程中，必定有相當數量的羌人或胡人流落西南，成為官私奴婢。
考古出土的胡人吹笛俑，在全國範圍內比較集中地分布在四川、重慶兩省市，且從出土相關情況分析，其所模擬的人群，社會地位顯然不高，聯係上麵的敘述，我們認為，他們很可能是羌人。
綜上所述，西南地區發現的大量胡人吹笛俑，其所吹奏之物很有可能是受羌笛影響下新發明的管樂器；羌人由於與匈奴及西域胡族的密切關係，體質上具備歐羅巴人種的特征，穿著上接受歐亞草原地帶廣泛流行的尖頂帽，是很正常的現象；其進入西南，當是由於兩漢時期對羌戰爭，或受迫遷徙，或作為戰俘輾轉流入；進入西南地區以後，成為官私奴婢，社會地位不高。當這些特征在出土標本上共同體現，上麵的闡釋或許是最為合理的。
由考古發現胡人形象進而研究胡漢關係，具有相當的難度。首先，由於“胡”之含義的複雜性及文獻記載、考古發現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如何判別考古出土材料的胡人身份，一定應持審慎的態度；其次，圖像資料的史料地位，盡管我們認為善加利用是可以說明一定的曆史問題的，但不可否認，它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材料的限製、埋藏條件的破壞、製作傳統的規範等，這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再次，由於胡人形象所蘊涵的曆史信息十分豐富，需要研究者注意結合相關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來小心鉤沉，諸多問題的推斷和研究方法的應用，或可補充，或可商榷，隻有這樣層層推進，才能使得這一問題的答案日趨清晰完善。
後記本書為四川大學“211工程”子項目“中國區域曆史文化研究”、教育部跨世紀人才項目的最終成果之一，各章節的分工如下：霍巍撰寫第二、五、六、七、八各章，趙德雲撰寫第一、三、四、九各章，由霍巍最後統稿定稿。全書的英文目錄由趙德雲撰寫，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係碩士研究生湛海霞同學為本書製作了專用名詞索引。
本書部分章節中的內容曾作為中期研究成果以論文形式發表，其情況如下：第二章主要內容曾發表於石碩主編《藏彝走廊：曆史與文化》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六章主要內容曾發表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九州學林》一卷二期(2004年)，第八章內容曾發表於《考古》2007年第3期，此次均經過不同程度的修改或補充。
本書在搜集資料及撰寫過程中，曾得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鄭培凱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張隆溪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中心榮新江教授、四川省涼山州博物館館長劉弘研究員等學人的諸多幫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
作為“211工程”子項目研究成果之一，在立項過程中得到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王挺之教授的大力支持。本書的出版得到巴蜀書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也在此表示我們的謝意！作者2007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