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時期，西南地區與西域胡族的聯係進一步加強。諸葛亮於後主建興五年（227）第一次北伐時，駐節沔陽，“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三國誌？蜀書？後主傳》裴鬆之注引《諸葛亮集》。），據馬雍先生研究，這裏“涼州諸國王”即指涼州刺史管下的西域諸國（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收入其《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曹魏正始八年（247），涼州胡王治無戴、白虎文又與蜀將薑維聯合攻魏，《三國誌？魏書？郭淮傳》載：“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郭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無戴兵敗後，薑維出石營，西迎治無戴和白虎文，引還至成都，將其安置在繁縣，即今新繁境內。吳焯認為，無論是諸葛亮時的“胡侯”，還是薑維時的“胡王”，其與蜀聯係的通道都是經過青海進入四川西北部的“青海道”，並且指出，治無戴和白虎文及其部眾於繁縣安置，實際是蜀漢時期一次大的移民，蜀中胡人數量因此劇增（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其中，白虎文或為龜茲白姓（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376，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其與蜀漢的聯係及交往的通道，或與羌人的遷徙及與胡人的聯係有關（見後文）。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蜀將薑維本人就是羌族出身。這些移民必將帶來更多的胡人文化因素。西南地區的胡人形象，時代集中在東漢晚期以後，蜀漢是一個發現集中的時期，當是這種曆史背景的生動反映。
雲南保山漢莊鄉汪官營蜀漢墓（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出土高鼻環目俑頭像（阮榮春：《佛教南傳之路》，頁56，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雲南分冊》，頁251，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貴州興義東漢中期M2出土高鼻大眼、螺旋狀卷發的跪人燈（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基》，《文物》1979年5期。）等，與廣州等地漢墓出土的同類形象相近，可能屬於歐羅巴人種印度地中海類型，反映了南中國通過海路與域外的交往，因與本文所定義的“胡人”有別，當另文探討。
四“胡人吹笛俑”的文化內涵
在西南地區發現的胡人形象資料中，有一類通常被稱為“吹簫俑”的吹奏俑類，俑一般跽坐，頭上多戴有尖頂帽，表情或莊或諧，雙手豎執樂器吹奏，是數量最多的，有必要單獨加以更深入的討論。以下從其所吹奏的樂器的辨別，結合漢晉時期的曆史背景及相關考古發現，就這種俑類所模擬的人群的族屬、來源和社會地位等問題略作探討。
有關這種俑類的定名，在考古報告中多稱為“吹簫俑”，也有少數稱為“吹笛俑”的。樂器也應是一種文化表征，實有分別的必要。我們認為，其所吹奏之物，實應為笛。
關於簫，《詩？周頌？有瞽》：“既備乃奏，簫管備舉。”鄭玄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這是最早關於簫的文獻記載。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簫的實物是河南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人墓出土的春秋早期竹簫（河南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4期。）。河南淅川下寺楚墓M1出土石簫1件，用一整塊石料製成13個長短不同的異徑管，管封底，形成閉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戰國前期竹簫兩件，由13支長短不同的異徑苦竹管製成，l件較完整，另l件殘破。簫管以竹夾固定，並用自然竹節封底。吹口髹朱漆，管身以黑漆為地，繪朱漆繩索紋和三角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說文？竹部》“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故簫又名參差；《楚辭？九歌》“吹參差今誰思”；應劭《風俗通義》“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故孫機先生指出，先秦至漢代，所謂簫皆指排簫，常用於合奏。其簫管要用蠟封底，不封底的名洞簫（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頁3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有學者在考證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上的、發掘報告定名為“簫”的樂器時亦指出，簫之名物，今古有變，報告將此物定名為簫，是就今日理解的詞語意義而言，根據當時社會所習用的名稱，這個命名是欠妥的，應稱為“長笛”（牛龍菲：《長笛考》，收入其《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樂器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同樣，我們認為，將本文所探討的漢晉墓葬中出土的吹奏俑也不能定名為“吹簫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