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看笛。笛屬於單管吹奏氣鳴樂器，宋玉《笛賦》：“剡削長幹，三孔修長，流離浩蕩，壯士抑揚。”但關於笛的曆史自來眾說紛紜。北宋陳煬《樂書》說笛在西漢時由西域傳入中原；應劭《風俗通義》“笛，謹按《禮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一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唐人徐堅在其《初學記》中據此兩條對宋玉《笛賦》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在考古發現中，裴李崗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6支骨質笛類器物距今有七千餘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1期。），並有學者進行了測音研究（黃翔鵬：《舞陽賈湖骨笛的測音研究》，《文物》1989年1期。）；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也出土有骨笛（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1期。）。先秦時期，笛類器物改用竹子來製造，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兩件管樂器，用一根一端帶有竹節的竹管製成，管身髹黑漆，並飾朱漆彩繪三角雲紋等，管端用木堵塞，管尾利用竹節橫隔堵住，管身有1個吹孔和5個按音孔（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據《周禮》鄭玄注，“篪，如管，六孔”；蔡邕《月令章句》，“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爾雅？釋樂》郭璞注，“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則曾侯乙墓出土的管樂器，應稱為“篪”（吳釗：《篪笛辨》，《音樂研究》1981年1期。），《詩？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由文獻和考古材料可見，“篪”在先秦時期即已流行。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笛類器物，原定名為簫，7孔，墓內出土竹簡上有“篴”的記錄（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7期。），與《周禮？春官？笙師》的記載相同，一般認為，“篴”應為“笛”的古字（方建軍：《中國古代樂器概論（遠古—漢代）》，頁129，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從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實物看，篴也應為橫吹管樂器。長沙楊家灣出土的1件吹奏木俑，雙手掌心向裏執管橫吹，所吹應為篪、篴一類器物（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槨墓》，《考古學報》1957年1期。）。
由此看來，中國傳統的管樂器篪和篴都應是橫吹，這和考古出土胡人俑豎吹不同，則本文所討論的吹奏俑所吹之物既非簫，也非篪或篴。這種樂器到底為何，還需進一步探究。
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便易持。”，李善注：“粗者曰，細者曰枚。……，馬策也。”此賦明確指出，近世之笛起於羌中，除用作樂器外，遊牧民族還將其用做策馬工具，有學者據此推測羌笛起源於實用工具——馬鞭（張曦：《關於羌笛來曆思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2期。）。雖然應劭《風俗通》說笛為“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但吳樹平先生校釋《風俗通義》，於“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句下注曰：“此句《禦覽》卷五八〇、《事類賦》卷一一均引作‘漢武帝時工人丘仲所造也’。此句下，兩書又引有‘本出羌中’四字。《宋書？樂誌》雲：‘笛，按馬融《長笛賦》，此器起近世，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言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風俗通》則言丘仲造笛，武帝時人，其後更有羌笛爾。三說不同，未詳孰實。’”（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佚文》，頁24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看來，曆來就有意見認為，漢代出現的笛，不是華夏傳統管樂器——篪和篴的簡單傳承，而是一種新的創造，並與羌人有著密切的關係。一種合理的推測是，漢武帝時人受到羌笛的啟發，在傳統橫吹管樂器的基礎上，創造了豎吹之笛。考古出土漢晉時期的吹奏俑，所吹之物應為受羌笛影響下新發明之笛。
一個應當說明的情況是，今日之羌笛，為雙管豎吹，比較短小，與考古所見胡人吹笛俑所持之笛有一定區別。我們迄今尚未發現漢代的羌笛實物，無從比較，但依情理推度，民間樂器在千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有所變化和發展，今日之羌笛與漢代之羌笛，在形製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當是正常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