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對胡、胡人及胡人形象的界定，我們搜集到西南地區漢晉時期考古出土胡人形象資料。《中國音樂文物大係?四川卷》收錄了一批出土於四川、重慶兩地未發表考古報告的胡人俑資料，包括四川仁壽高家鄉安全村，重慶江北董家溪、江北相國寺、南岸上街、鵝嶺公園兩江亭，巫山西坪中學，涪陵北拱鄉等地漢墓出土及奉節縣文物管理所征集的標本，主要是吹笛俑，仁壽高家鄉安全村出土的1件為抱琴俑，人物形象或高鼻深目，或頭戴尖頂帽（嚴福昌、肖宗弟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係?四川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四川達縣市曹家梁東漢晚期墓出土吹笛俑兩件（四川省達縣地區文化局：《四川達縣市曹家梁東漢墓》，《考古》1995年1期。），巫山琵琶洲M4出土吹樂俑1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巫山琵琶洲遺址發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年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有學者認為應為胡人俑（尹俊霞：《漢晉時期長江流域出土胡人俑的初步考察》，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學係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但其本身沒有明顯的胡人特征；四川綿陽河邊東漢崖墓白沙包M1出土“扶鍘俑”兩件，原報告稱其“著尖帽”（何誌國：《四川綿陽河邊東漢崖墓》，《考古》1988年3期。），與四川宜賓黃傘崖墓出土的“執鍘俑”形製相近（四川大學曆史係七八級考古專業實習隊等：《四川宜賓縣黃傘崖墓群調查及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劉文鎖先生注意到，這些俑應係“椎髻”而非著尖帽（劉文鎖：《巴蜀“胡人”圖像劄記》，《四川文物》2005年4期。），其說可從，則這些“執鍘俑”可能是西南少數民族的形象，而難以確認其為胡人；四川彭山166號崖墓出土搖錢樹陶座佛像及兩側的脅侍（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漢代崖墓》，頁68-6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俞偉超先生認為係“一佛二菩薩”像（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收入《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但也有學者認為陶座左側之人深目高鼻，當為胡僧，右側之人戴胡帽，著翻領胡服，應為胡人無疑（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筆者也基本同意這一意見（霍巍：《胡人俑、有翼神獸、西王母圖像的考察與漢晉時期中國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學林》一卷二期，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但由於其性質尚存在爭論，且牽涉到早期佛教的傳播，這裏我們暫且不涉及)；四川蘆山出土的一件銅人像（蘆山縣博物館：《蘆山發現一座漢代青銅人像》，《文物》1987年10期。），原報告認為有可能為蠶叢、杜宇氏蜀部族後裔斯榆人為其先祖所造之像，但也有學者認為該像具深目高鼻特征，非蜀人後裔，應為胡人（何誌國：《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緬道傳入論——兼與吳焯先生商榷》，《東南文化》1994年1期。），細審該像，似無法確認其為胡人。陝西勉縣出土的跪人燈俑（唐金裕、郭清華：《陝西勉縣紅廟東漢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3年4期。），有學者認為也應係胡人形象（尹俊霞：《漢晉時期長江流域出土胡人俑的初步考察》，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學係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但該俑似沒有明確的胡人特征。雲南昭通溫家營後古墓中出土的一件小銅人（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昭通文物調查簡報》，《文物》1960年6期。），形製特征頗同蘆山出土品，也屬於這樣的情況；雲南昭通雞窩院子東漢初年墓出土天雞羽人爐的羽人形象，長眉巨目，高鼻闊嘴，絡腮長須（昭通地區文物管理所：《雲南昭通市雞窩院子漢墓》，《考古》1986年11期。），但其本身沒有明確特征表明其為胡人，故未收入。另外，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收集的一批胡人俑，非考古出土所獲，據傳出自四川（霍巍：《胡人俑、有翼神獸、西王母圖像的考察與漢晉時期中國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學林》一卷二期，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對此本書第六章當中已有涉及，這裏存而不論。
從表一及上麵所敘述的情況看，西南地區的胡人形象，出土地點主要分布於四川、重慶兩省市，時代均在東漢及以後；貴州、雲南發現相對較少，但個別發現的年代可早至西漢中期，這種情況和胡人形象的來源當有內在的聯係，具體情況下文論述。
從種類上看，西南地區出土的胡人形象包括平麵形象和立體形象兩類，既有應用模鑄、刻畫等技法在畫像磚、畫像石、壁畫及牌飾等各種器物上描繪出的二維形象，又有應用捏塑、模鑄等技法塑造出來的三維形象，包括俑及堆塑罐、儲貝器等器物上的胡人造型等，種類豐富，材質多樣。這些胡人形象，或麵目特征有異華夏，或窄衣長褲，或頭戴尖頂帽，或同時具有多種特征，其胡人的身份可以確認，其中最為普遍的是頭戴尖頂帽，這成為我們認定其胡人身份最確切的標誌。在考古出土胡人形象中，最為常見的是吹笛俑，下文我們將從其來源、社會地位、文化寓意等方麵嚐試考察其所蘊涵的一些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