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漢出土的“軺車”畫像磚上的胡人形象，高鼻大眼，絡腮胡須，體形明顯大於其左側手執韁繩的禦者，應為主人，由此看來，一些胡商隨著財富的積累，已經獲得了相當的社會地位。另外如果上述吳焯先生對於郫縣何氏家族係胡姓後裔的推論能夠成立，則表明一些定居於蜀地的胡人的漢化程度相當高，郫縣何氏家族除位列三公的何武，《華陽國誌》尚載有何武之兄屬國都尉何霸，何武之弟潁川太守何顯，學通經緯、著有《漢德春秋》十五卷的何英，蜀漢大鴻臚何宗，蜀漢犍為太守何祗，蜀漢末、晉初精研文緯、通星曆的名士何隨，晉初名臣何攀等。胡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和世家大族的形成，應當都是建立在巴蜀地區與西域密切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基礎上的。
稍晚時候的一條文獻材料常為學界引用，即《高僧傳？宋釋慧睿傳》談到釋慧睿“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客商信敬者，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其中雖未曾明言客商為胡人，但其事當在晉末，其時商人能夠對經義如此了解，其為胡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陳寅恪先生亦說：“六朝、隋唐時代蜀漢亦為西胡行賈區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種往來僑寓，自無足怪也。”（陳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問》，收入其《金明館叢稿初編》，頁2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可見漢代及以後，巴蜀地區都是胡商往來的重要區域。這應當是漢晉時期西南地區，尤其是巴蜀地區胡人形象的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