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形象的發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漢晉時期西南地區入居或來往的胡人數量已相當不少，胡人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逐漸開始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體質特征和文化特征為時人習見，可以熟練地將其應用於藝術創作中，並逐漸形成了某些製作傳統和文化內涵。
三西南地區胡人形象的來源
胡人形象的製作，當非無本之木，而應存在現實的參照，說明漢晉時期西南地區應當存在相當數量的胡人。從考古出土胡人形象的材料分析，這些胡人的來源，應當各有不同。
雲南晉寧石寨山貯貝器上立體形象及銅牌飾上的平麵形象、江川李家山M51銅鼓上的戴尖帽武士立體形象，出土單位的年代都比較早，在西漢中晚期，可能反映了較早時候民族遷徙的情況。
晉寧石寨山M13出土銅貯貝器及銅牌飾上的人物形象，很早就引起了學界的注意。馮漢驥先生指出：“從其服裝的各方麵來看，都與曆來西南少數民族的習尚不合。長窄過手的袖，下及足背的長褲，均非西南民族的一般習慣，而可能與西北氣候較寒地區的民族有關。特別是長須，在西南的少數民族中是少見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馮漢驥：《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考古》1961年9期。）汪寧生先生在肯定這些人物形象非土著民族的前提下，就其具體族屬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疑來源於西方……也可能是身毒之民或驃人僑居滇西地區者”（汪寧生：《晉寧石寨山青銅器圖像所見古代民族考》，《考古學報》1979年4期。）。張增祺先生在前人的基礎上，在一係列論文中進一步指出，這些蓄長須、穿窄長衣褲和著皮靴的高鼻深目者，即《史記?西南夷列傳》上所說的“嶲人”，《華陽國誌？南中誌》上的“叟人”，《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說瀾滄江河穀的“塞夷”，他們原是歐亞東部草原遊牧民族塞人（張增祺：《關於晉寧石寨山青銅器上一組人物形象的族屬問題》，《考古與文物》1984年4期；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1997年9期；張增祺《滇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收入《滇國與滇文化》，頁266-331，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7年。）。這個意見頗具說服力，雖然目前我們無法具體描述塞人向雲貴高原遷徙的具體過程細節，但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滇文化的確受到草原文化因素的相當影響（參見本書第三章），這些胡人形象，應當與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傳播者——塞人有著密切的關係。
西南地區出土的胡人形象資料，占絕大多數的是頭戴尖頂帽、深目高鼻的形象，年代都在東漢以後，且多分布在四川、重慶兩地。這和當時的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胡人入蜀，有意見認為《華陽國誌？蜀誌》郫縣條稱“冠冕大姓何、羅、郭氏”，何、羅都是胡姓，疑其地本多胡姓後裔，《隋書？何妥傳》記何妥“西城（《隋書》七五、《北史》八二均作“西城人”，自陳寅恪先生誤讀為“西域人”以後（見《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頁55，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學者多有混淆，如羅世平《漢地早期佛像與胡人流寓地》(《藝術史研究》第一輯，1999年)，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一文則做“西城（域）人”。實際岑仲勉先生早已指出，西城於兩漢、晉、宋、齊皆為縣，當今陝南之安康，見《隋唐史》，頁33，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但《隋書？何妥傳》明言“父細胡”（《北史》做“細腳胡”），則其胡人血統很明確，可能係入華之後先居陝南，後遷徙入蜀經商。）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何妥入蜀即定居郫縣，實是依附本族人（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收入其《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195，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吳焯進一步指出，郫縣何氏，史書有記載者代不乏人，最早為西漢成帝時司空何武，誠如是，則胡人入蜀的曆史可追溯到西漢後期（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蜀地在兩漢時期係全國重要的手工業中心，商業發達，胡人入蜀，其重要目標之一是為經商，應是合理的推測。敦煌和居延漢簡中有不少記載蜀地和河西走廊進行商業貿易的材料，河西漢墓出土的連枝燈、搖錢樹、漆器等，經學者考證，或與蜀地有一致性，或直接來自蜀地（李永平：《簡牘和考古所見漢代河西走廊與蜀地之間的交往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四川文物》2004年6期。）。作為這種推測的考古學證據，帶有草原及西方文化因素的器物在漢代中國及西南地區的發現，已經廣為中國學者注意（如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1997年9期。），另外中國西南地區的手工業製品在對方的發現，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麵。餘英時先生在其名著《漢代貿易與擴張》中列舉了諾顏烏拉、阿爾泰山地區、錫伯、巴澤雷克、塔拉思以及米努辛斯克等地墓葬中出土的中國漆器、絲綢和銅鏡、五銖錢等的發現，力證漢代中國與北方胡族之間密切的貿易關係（餘英時：《漢代貿易與擴張》，第五章《邊境貿易》及第六章《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在其細致的資料收集和卓越論述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補充阿富汗貝格拉姆遺址出土的漢代漆奩、漆盤和漆耳杯（R.Ghirshman，Begram，Rechenches Archaeologiques et Historiques，le Caire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cais D"Archaeologie Orientale， 1946.），阿富汗的西伯爾罕地區“黃金之丘”M2、M3、M6出土的漢代銅鏡（Sarianidi.V.I，The Treasure of Golden Hill，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April，1980；Victor Sariadini，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p. 203，Harry N.Abrams，Inc.， Publishers，New York，1985.）等。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漢代對外貿易的大宗商品，是漆器與絲綢，而漢代四川是著名的絲綢和漆器生產中心，且地理位置接近西域，我們認為，相當數量的域外發現的中國物品應是四川的產品。漢代隨著張騫鑿空西域，商品貿易逐漸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當數量的胡商深入產地進行商品采購，以至形成一些胡商的聚居地，當是極有可能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