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章中，我們已經初涉有關胡人俑的問題，但出土資料僅以四川為限，本章在前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資料收集範圍，擬對整個西南地區漢晉時期出土胡人形象及其相關問題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胡”（關於“胡”字的詞義與詞性，可參考喬永《“胡”字詞義考》，《新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6月。）作為族稱，在古文獻中最早出現於戰國（戰國以前，中原以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稱呼周邊民族。關於由“北狄”到“胡”的過程，顧炎武《日知錄》發之於前，馬長壽先生闡釋於後，參見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19-21，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從太史公《史記》到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傳統的意見一般認為戰國至西漢時期的“胡”用來指稱匈奴，與殷商之鬼方、西周之獫狁、春秋之戎狄一脈相承（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收入其《觀堂集林》（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東漢以後，“匈奴浸微，西域諸國，遂專是號”（王國維：《西胡考》，收入其《觀堂集林》（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但近來的一些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實際的情況可能更為複雜（張亞初：《從古文字談胡、胡國與東胡》，《文博》1992年1期；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台北，1993年6月。）。我們不擬對此問題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裏使用“胡”這一概念，是一個泛稱，地域上指長城以北的中國北方草原地帶、西域及遼遠的歐亞內陸地區，種族上指生活於上述地區形形色色的民族，他們在生業形態、體質特征、風俗習慣等方麵與“中原”、“華夏”具有明顯的差異，從當時中原漢族人士的角度看，他們係“異族”。這是應當首先予以說明的。
研究胡、胡人及胡漢關係的基本材料，不外傳統文獻資料及考古資料兩類。文獻資料方麵，經曆代前賢學者的爬梳羅剔，大多已為學界所知，但仍使學者有“史料嚴重不足”（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台灣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博士論文。作者提供其緒論及結語部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中外關係史研究室主辦之“歐亞學研究”網站上刊載，見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之浩歎，且存在印象化、簡約化、刻板化等特點（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九期，2000年9月。），很難給人以全麵具體的認識。考古出土資料，尤其是一大批胡人形象的資料，包括刻畫在畫像磚、畫像石、各種器物及繪製於壁畫上的平麵形象和用金屬、陶等質料塑造出來的立體形象。盡管對它們的史料價值依然存在一定爭議(如有人認為，圖像的寫實程度並不使其必然具備史料價值，而且容易造成“類型化”的誤解，圖像繪製主體的世界觀、異族觀與分類觀，可能比被描繪的客體更具有討論的空間，甚至真實性（詹素絹：《文化符碼與曆史圖像》，《古今論衡》1999年2期，轉引自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有人提出，文物與圖像和集體記憶之間具備密切的關係，個人常將知識與經驗圖像化，以便於回憶，社會也常以文物或圖像構築來強化集體記憶（王明珂：《華夏邊緣：曆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81，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另外，中國的文字和圖像傳統雖各有所尚，但對異族文化顯露的態度，卻又相當一致（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九期，2000年9月。）)，但也有學者指出，圖像材料如果善加利用，頗有助於曆史的重建，其功不在文字之下，即是說可以把圖像資料當作一種史料，與文獻結合便能重構曆史（杜正勝：《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平埔族群與台灣曆史文化研討會會議論文，轉引自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無論如何，學者們不會否認考古圖像資料提供給我們細致入微的直觀印象這一文獻材料並不具備的功能，且會被其豐富性所吸引：相關資料目前已有相當積累，可以預期今後也會源源不斷。
迄今為止，胡人形象的考古資料已經在中國各地被發現，其中所牽涉的問題眾多而複雜，但亦令人饒有興味。本章將在收集、甄別西南地區考古出土胡人形象資料的基礎上，就漢晉時期西南地區胡人的來源及胡漢關係進行初步的論述，並從較多數量的所謂“胡人吹簫俑”所執樂器的考辨入手，對其族屬、來源、社會地位等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