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四川三台縣漢墓出土1件施釉紅陶錢樹座，上部為西王母坐於龍虎座上，兩側各有一侍者，下部有象、騎象人、騎獸者等（三台縣文化館：《四川三台縣發現漢墓》，《考古》1976年6期。）。
5．四川阿壩出土1件錢樹，樹枝上鑄出璧、五銖錢紋等，錢樹的主幹頂端為一大璧，璧的上部飾西王母像，兩側各立一侍女（阿壩州文化局：《四川阿壩州發現漢墓》，《文物》1976年11期。）。
6．四川廣漢出土1件錢樹，枝葉上主尊為西王母以及青龍、白虎、侍從等神話題材（《淺談廣漢市出土錢樹的修複》，《四川文物》1989年6期。）。
7．四川綿陽何家山2號崖墓內，出土有兩件錢樹，分為樹幹與樹葉兩部分，兩樹計有完整的樹葉26片，除有朱雀、象與象奴、力士與璧等圖案之外，另有西王母像一尊，西王母拱手坐於龍虎座上，頭戴勝，肩生翼，穿右衽長袍，頭頂一璧（綿陽博物館：《四川綿陽何家山東漢崖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3期。）。
8．四川綿陽河邊東漢崖墓出土兩件錢樹座，其中編號為M2：4的一件錢樹座有兩層浮雕圖案，下層塑出子母闕，雙闕的連接處上端站立三足鳥和狗各一隻，上層塑出西王母像。西王母著冠，穿右衽長袍，坐於龍虎座之上（何誌國：《四川綿陽河邊東漢崖墓》，《考古》1988年3期。）。
9．1957年，陝西城固曾出土1件錢樹，樹座為陶製的山，樹幹為銅質，樹葉上有龍、猴、錢紋以及人首獸身怪物等，樹幹頂端的形象原稱“一透雕女像”，筆者推測，根據上述情況分析，很可能亦為西王母圖像（《城固出土的漢代陶都》，《文博》1987年6期。）。
通過上述考古材料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與錢樹佛像出現部位大體上相同的位置上，西王母曾經是錢樹上的主要尊像。錢樹上的西王母像，與四川地區畫像石、畫像磚上的西王母具有相同的特征，均頭戴高冠，雙手合揖，坐於龍虎座上，有的龍虎座上還有傘蓋。
然而，我們可以觀察到，從東漢晚期至蜀漢，在一部分錢樹上發生了一個奇妙的變化，西王母的主尊地位逐漸開始被佛像所置換。最為顯著的例子，是陝西城固錢樹頂端出現的那尊佛像，過去居於同一位置上的主尊，幾乎均為西王母，如上述第2、5、7、8、9各例。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尊佛像左側殘存的那尊侍從像，都還仍然保持著西王母身邊那些侍從像的特征，獸首人身，身飄羽毛，帶有濃重的神仙氣韻，但是主尊卻已經“脫胎換骨”成為佛像。這種由西王母演變為佛陀的“主尊置換式”的變化，與其他地區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是公元二至三世紀之間發生於四川地區的一種獨特的宗教文化現象在考古材料上的反映，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前麵我們曾經舉出山東沂南畫像石墓中東王公、西王母與具有佛像特點的圖像分別占據中室八角擎天柱東、西、南、北四麵的材料，這基本上可以稱之為一種“主尊並列式”的關係。長江中下遊地區畫文帶佛獸鏡和日本的三角緣佛獸鏡上出現的佛像，也基本上是這種關係，東王公、西王母與佛像相互並存，各自占據一隅，似具有某種平行並列的意味。而且，處於這種關係中的佛像，不僅不能獨占主尊之地位，而且還帶有十分濃厚的從神仙像中脫胎而出的痕跡，更像是神仙像的附庸。如沂南畫像石墓中的佛像，肩生雙翼，形態與同出的東王公、西王母像很接近；長江中下遊銅鏡上的佛像，誠如王仲殊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佛像與東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像並存於同一枚鏡的圖紋上，特別是有的佛像被戴上神仙的帽子，正說明了佛教與道術的混合。……更確切地說，這是按照神仙圖像的舊方式來表現新的佛像的圖像。”（王仲殊：《論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考古》1985年3期。）在錢樹佛像上，雖然也同樣存著這種從神仙像蛻變而來的痕跡，如佛像的肩部有的也留有神仙像中常見的翼狀物殘痕，與佛像共存於一樹的其他神仙靈怪仍然是西王母的舊屬，錢樹的整體設計與其所表現的主題和背景仍以過去的神仙傳說為中心，但其圖像主尊卻實實在在地由西王母演變成為具有明顯佛像元素的早期佛像，這是一個很值得加以關注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