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一條關於早期道教天師道的文獻材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唐代道書《玄都律文?章表律》載：“律曰：於洛陽靖天師隨神仙西遷蜀郡赤城，人濁不清，世深不了平，於是攀天柱，據天門，新出正一盟威之道。”此條材料雖係晚出，但也能說明在漢末興起並西遷至蜀的天師道(或稱五鬥米道)中，已吸收了傳統的神仙崇拜體係中的“天柱”與“天門”之說。所以，聯係錢樹在四川出現的年代與地域，有學者提出，不排除其與早期道教天師道（五鬥米道）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關係（近來已有學者提出錢樹可能係早期道教之遺物的觀點，認為其具有早期道教文化的特征。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見可參見鮮明《論早期道教遺物搖錢樹》一文，《四川文物》1995年5期。該文中的若幹觀點筆者並不讚同，但對於其認為錢樹可能係早期道教崇祀活動中用以“上之天，著山上”之物一說，筆者則持肯定意見。巫鴻先生在他的一係列論文中也主張四川地區出現的這些早期佛像可能與早期道教有關，他甚至認為：“根據不斷增加的考古材料，我們基本上可以認為四川所發現的2世紀至3世紀的‘佛像’實際上是當地道教美術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其把它們叫做早期佛教圖像不如把它們稱為早期道教造像。”參見其《地域考古與對“五鬥米道”美術傳統的重構》一文，收入其《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這些觀點雖然還有待進一步論證，但卻反映出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學術視野的拓展，頗具啟發意義。）。
那麼，為什麼又會在本是神仙道教之流的錢樹上麵鑄出佛像呢？從一般意義上解釋，可以說這是因為當時浮屠之教與神仙道教混為一流，如同湯用彤先生所言：“佛教在漢代純為一種祭祀。……祭祠既為方術，則佛徒與方士最初當常並行也。”“浮屠本行齋戒祭祠，故亦早為方士之附庸。”（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37-40，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但是，如果進一步聯係上述早期天師道與錢樹的關係，就四川地區漢末以來的具體情況而論，筆者認為，其背後或許還隱藏著一層更為深刻的宗教原因，即可能與當時社會上風行一時的“化胡”或稱“老子化胡”風習有一定的關係。
漢以來的“化胡”之風，如同湯用彤先生所述：“漢世佛法初來，道教亦方萌芽，紛歧則勢弱，相得則益彰。故佛道均藉老子化胡之說，會通兩方理教，遂至帝王列二氏而並祀，臣下亦合黃老、浮屠為一。”（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41-43，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關於山東及東海齊楚之地《太平經》流行區域內的“化胡”故事，湯用彤先生已作過極為深刻的論述（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42-43，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但有關蜀中五鬥米道流行區域內的“化胡”風習，則涉及甚少。近來，筆者在翻檢資料中發現一條過去人們不太注意的史料，對此有所反映。《廣弘明集》卷第十一《唐破邪論》卷上記載：“《經》雲：天尊告道士張陵使行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雲：‘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這條文獻雖然係晚出，文中所提及的“經”與“《道士張陵別傳》”為何時之記載也不可詳知，但這顯然又是道教“化胡”之說的另一種版本。其中尤其引起筆者注意的，是所謂“供養金像”一句，雖然我們無法直接判斷這裏所說的“金像”是何種造像，但聯係上下文意來看，應當係佛像，或者說是已為“道教所化之佛像”。迄今為止，在蜀中並未發現過這個時期的道教造像，而在五鬥米道所流行的區域內，北起漢中，南抵雲南，卻均有這種具有濃厚神仙道教文化背景的錢樹佛像出土，筆者認為這類錢樹佛像是否即與文獻所載張陵供祭的此種“金像”有關，是值得研究的。
簡而言之，通過從西王母到佛像這一考古現象的考察，筆者認為，對以四川地區為中心考古發現的錢樹佛像，有必要突破過去隻從佛教傳播的單一思路去加以認識的固有模式，而應當聯係當時四川地區的早期佛道關係、早期道教造像的起源等多方麵因素加以綜合研究，或許才能在過去的基礎上取得新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