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現象，已有學者試圖作出相應的解釋。如吳焯先生認為：“佛的形象出現於通常表現西王母、羽人或瑞獸的錢樹及其插座上，其含義也應與過去表現西王母者同。”（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換言之，在錢樹上出現的佛即西王母，西王母即佛。王仲殊先生也指出：“神佛混淆是出於早期佛教與道教的依附關係。”（王仲殊：《論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考古》1985年3期。）筆者認為這些觀點從宏觀上來說都可以成立，隻是還需要結合不同地區漢末三國時期的宗教特點作進一步的分析。
如上如述，以四川地區為中心發現的錢樹佛像，就其造型而言，已具有相當的一致性，表明當時的造像人已經可能具有某些早期佛像的共同“母本”或者“格套”，才能夠據此鑄造出特點非常明確的錢樹佛像。至於這些佛像的觀念、母本係由何種途徑傳入蜀中，目前有兩種基本的推測：一是自西北地區的“甘青道”，再經四川西北部的“褒斜道”、“金牛道”一線傳入（後者也是秦漢以來由關中進入四川盆地的必經之途）；另一種推測則是經所謂“滇緬道”亦即所謂“南方絲綢之路”由滇、緬一線傳入。由於在這兩條線路上目前都尚未發現能夠反映這種傳播過程中間環節的考古資料，所以都還隻能作為一種推測或假說。
從文獻材料所映出的跡象來看，將佛像傳播到長江上遊四川盆地的傳播者，既有可能係來自西北少數民族的“胡人”或“胡僧”，如吳焯先生引《華陽國誌?大同誌》所載“胡人康水子”之類，也可能是漢地的僧人或佛教徒。文獻記載這個時期既有不少取道蜀中的外來僧侶經由此地，甚至也還有本地出家的僧人（楊耀坤：《試論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巴蜀佛教》，《冰繭彩絲集》，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他們都有可能把佛像的母本帶至四川。宿白先生曾指出：“安縣文管所和陝西城固所出樹頂佛像兩側皆鑄跽坐胡人，又彭山夾江崖墓樹座佛像一側亦侍立胡人，似俱在顯示此佛像當時主要為西域胡人所侍，作為宗教的佛教尚未出現於廣大漢族間。”（宿白：《四川錢樹和長江中下遊部分器物上的佛像》，《文物》2004年10期。）這個觀點也值得重視。
然而問題在於，就錢樹佛像而言，雖然上麵鑄出了佛像，但卻並不能由此肯定其即為佛教信仰崇拜的遺存。過去的研究者一般都從佛教傳播這一認識角度來進行觀察討論，筆者對此有不同的意見。
首先，關於錢樹這種明器的性質，從本源上來說並不是佛教的崇拜物，而是中國傳統神仙信仰的產物。廣漢三星堆祭祀坑青銅神樹出土後，也有學者提出這可能是錢樹一類“神樹”崇拜的濫觴。但由於其間演進的中間環節尚缺，還很難將兩者直接聯係起來。不過，錢樹屬於中國古代不同時期傳統的神樹崇拜的表現形式之一，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其次，由於錢樹與西王母存在著密切的關係，聯係文獻材料來看，筆者傾向於它有可能與昆侖山神話體係中的“天柱”有關。《神異經?中荒經》記載：“昆侖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裏，周圓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這種“天柱”，看來是溝通西王母所居天界與人間的通天之樹，欲通過“天門”升天，必經由天柱。在四川地區考古發現的漢代畫像石棺畫像中，也存在“天門”與“柱株”榜題並存的情況，如簡陽鬼頭山東漢崖墓出土的第3號石棺上的榜題即是如此（雷建金：《簡陽鬼頭山發現榜題畫像石棺》，《四川文物》1988年6期。）。另在重慶豐都漢墓出土的銅牌飾上，雙闕之間的垂直方向上繪出有五銖錢，錢紋的下方為肩生出羽毛的西王母像，錢紋的上方立有柱狀物，上書“天門”兩字。筆者認為所謂“柱株”，大約即意指這種通向天門的“天柱之樹”。結合錢樹的賦形與內涵來看，它很可能即為所謂“柱株”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三，即使是在出現佛像的錢樹上，其他的圖像紋飾也仍然具有濃厚的神仙崇拜的特征，反映出的文化內涵並不與佛教一致，而與神仙道教題材相吻合。這在前文中已有論述，不再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