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以上比較，可以基本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公元二至三世紀這個曆史發展階段，長江上遊與中下遊早期佛像的形態，差異性是主要的，兩者之間可能不存在直接的傳遞關係，接受佛教傳播的途徑，很可能也是不同的。換言之，這個時期長江上遊和中下遊地區，可能已形成兩個不同的接受佛教影響較多的中心，人們按照自己對於域外初傳中國的佛教思想、佛教儀軌以及佛教偶像的理解，以不同的形式將佛像吸收融合進本地區的文化傳統之中，創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早期佛像。從形態上觀察，以四川地區為中心的錢樹佛像，似乎更具有統一的製作模式，人們對佛像的理解更為趨同，但這並不能表明這個地區接受佛教傳播與自身發展的程度要高於其他地區，而有可能與四川地區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相比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然盆地這樣一種自然環境有關，當時在這一區域流行的錢樹佛像較為容易形成一致的風格。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長江上遊地區與中原北方地區的早期佛像在形態上體現出更多相似之處，或許暗示著兩地之間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來源，值得加以注意。
三從西王母到佛像：錢樹主尊的置換
作為錢樹佛像的載體，錢樹本身的賦形與內涵是十分豐富的。過去對於考古出土的這種形製特殊的明器曾有過不同的意見：於豪亮認為錢樹出自海上三神山（於豪亮：《“錢樹”、“錢樹座”和魚龍漫衍之戲》，《文物》1961年11期。），俞偉超認為錢樹可能象征著“社樹”（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文物》1980年5期。），近年來又有研究者提出錢樹可能象征著神話傳說中的桃都山（王永紅：《漢代“搖錢樹”的形狀及內涵》，《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96年2期。），或為西王母所居之昆侖神山及其神樹（鍾堅：《試談漢代搖錢樹的賦形與內涵》，《四川文物》1989年1期。），等等。無論上述觀點異同如何，筆者認為錢樹與西王母崇拜之間有著密切聯係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特征。從目前考古出土的錢樹實物反映出，西王母崇拜是錢樹內容中最為顯著的主題，在錢樹佛像出現之前，錢樹上的主尊主要是西王母。這裏，我們可以舉出數例來加以說明：
1．四川西昌市郊第101號東漢墓中出土1件錢樹，樹座為陶質，銅鑄樹體分為樹幹與樹枝兩部分，樹枝上鑄出西王母端坐於傘蓋龍虎座上，左右為穿寬袖袍服、頭戴高冠、支撐博山爐的人和身飄羽毛的羽人以及兔首羽人、朱雀等神怪（涼山博物館：《四川涼山西昌發現東漢、蜀漢墓》，《考古》1990年5期。）。2．四川西昌高草東漢一殘墓中出土的錢樹殘片上，主尊西王母高居於樹端中央的龍虎座上，身穿長袍，雙手合揖，其左右各有西王母神話中的玉兔、靈蟾搗製不死之藥等圖像（劉世旭：《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漢代“搖錢樹”殘片》，《考古》1987年3期。）。
3．四川彭山雙江崖墓內出土搖錢樹，樹座浮雕怪獸，樹葉上鑄出西王母，周圍有手托日月的羽人、蟾蜍、玉兔等西王母神話題材的圖像等（原件現存四川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