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北方曹魏統治區內，迄今為止沒有發現早期佛像的考古材料。直到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當北方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之後，才出現了一批具有犍陀羅藝術風格的金銅佛造像。這批金銅佛像形態穩定，有的有明確的紀年，均為單體造像，顯然已是偶像崇拜的產物。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批金銅佛像當中，仍可觀察到一些與四川早期錢樹佛像風格相近的因素。如後趙建武四年銘金銅佛像（現存美國洛杉磯亞洲美術館）以及另一尊現存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公元四世紀後半的金銅佛像，其頭部的高肉髻，身上的通肩大衣以及呈“U”字形下垂的衣紋，與四川地區的早期佛像都很接近（鬆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吉川弘文館，1995年。）。現存於美國福格博物館的一尊公元三世紀末年的金銅佛坐像，除上述特征之外，其肩部還有數道向上生出的翼狀物（鬆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吉川弘文館，1995年。），也使人聯想到早期錢樹佛像的某些特征。但由於從東漢末年到五胡十六國其間畢竟有一段時代上的缺環，根據上麵的跡象我們還隻能推測五胡十六國時期的金銅佛像，可能吸收融合了一些與四川地區早期佛像較為接近的技法與風格，尚難以進行直接的類比。
與蜀漢、曹魏呈三足鼎立之勢的孫吳統治下的長江中下遊地區，這個時期的考古材料中，也出現了一些早期佛像的資料。較為多見的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出現在銅鏡上的佛像，另一類是裝飾在青瓷堆塑罐上的佛像。
關於長江中下遊地區飾有佛像的銅鏡有兩大類，一種是所謂“畫文帶佛獸鏡”，如在湖北省鄂城市寒溪公路出土過一枚，其製作年代約為公元三世紀中葉。此鏡直徑約15厘米，內區由四組神像與四獸交互組成，四組神像中，有兩組分別是西王母與東王公，另兩組則為佛像，一尊為坐像，一尊為立像。坐像結跏趺坐，頭部似有頭光，兩手的姿勢不明（王仲殊：《三角緣神獸鏡》，(日)學生社，1992年。）。更為多見的，是另一種所謂“佛像夔鳳鏡”，王仲殊先生曾撰有專文加以論述（王仲殊：《論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考古》1985年7期。）。該文論及4枚現流傳國外的傳世鏡和7枚發掘出土鏡，後者的出土地點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蘇、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作者認為其是中國三國時代的吳鏡，盛行於吳的中後期（即三世紀中期前半葉至中期後半葉），西晉時繼續流行，東晉時偶有殘餘。從以上11枚佛像夔鳳鏡中佛像的情況來看，大體上又有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佛的坐像，包括結跏趺坐、半跏思惟像兩種姿勢，另一種則是“飛天”一類的圖像，屬於菩薩像之類。
需要附帶說明的是，上述這兩類帶有佛像的銅鏡，在日本古墳時代（主要是公元四世紀左右的前期古墳）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中也有相當數量（通口隆康：《古鏡》，第五、第六章，(日)新潮社，1979年。）。目前對於其來源中日兩國學術界有不同的意見，但當中受到長江流域古文化因素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通過比較我們不難看到，長江中下遊吳鏡係統上的佛像，與長江上遊地區的錢樹佛像在形態上有一些明顯不同的特點：
第一，前者的半跏思惟像、飛天像之類不見於後者；而後者右手結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的模式也不見於前者。
第二，出現在同一器物上的佛像，前者富於變化，以湖北鄂城出土的佛獸鏡為例，四組佛像中既有結跏趺坐於龍虎座上的正坐像，也有結半跏思惟坐於蓮座上的側身像；而後者則幾無變化可言，均為同一式樣的單調重複。
第三，前者在造型上僅重輪廓，不重細部，裝飾性意味突出；而後者卻注重表現佛像的細節（如肉髻、毫光、胡髭、衣飾等），宗教性意味強於裝飾性意味。
裝飾在青瓷堆塑罐上佛像，主要出現在長江下遊地區公元三至四世紀吳至西晉這一時期。這種青瓷堆塑罐或稱之為魂瓶、神亭、穀倉罐，在器物的上半部，多出現堆塑的樓閣、人物、動物、飛鳥等，佛像常常與這些紋飾一道，被置於罐的口部、腹部，有的是堆塑的圓雕或半圓雕，有的則粘貼在罐的腹部。這類佛像的特征比較明顯，一般高6-7厘米左右，多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可以觀察到佛像上的項光、肉髻等細部，其胸腹部的衣紋用平行線條加以表示。與長江上遊地區錢樹佛像最為顯著的區別是，這類青瓷堆塑罐佛像幾乎無一例外地均結禪定印，而不見錢樹佛像中成為定式的施無畏印和手握衣角的形態。從時代上來看，四川地區包括錢樹佛像在內的早期佛像出現的年代，根據上麵所作的分析，要略早於長江中下遊地區，但在三國時期曾有過一個平行發展的階段。蜀漢滅亡之後，四川地區的早期佛像就此走向消亡，而在長江中下遊地區，這類早期佛像一直流行至西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