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些錢樹佛像的特征比較一致，具體而言可以觀察到這樣一些特點：第一，佛像的頭部均有突出的高肉髻，麵部有的能夠觀察到白毫相，有的唇上還有向上反卷的胡髭；第二，佛像的姿勢均為結跏趺坐，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擺；第三，佛像的衣飾均為通肩僧衣，前胸部的衣紋下垂呈“U”字形。
這些特點，讓我們很容易聯係到犍陀羅藝術佛教造像的特征。如在犍陀羅西克裏出土的菩提樹下的佛陀像（現藏於印度拉合爾博物館），頭部有高肉髻，唇上蓄有小胡髭，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擺，與錢樹上出現的佛像十分接近（約翰?馬歇爾：《犍陀羅佛教藝術》，許建英譯，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年。）。另在犍陀羅地區納圖出土的另一尊石坐佛像（現藏於印度加爾各答博物館），表現名妓阿婆羅波利（Amrapali）向佛陀施舍芒果園，佛陀端坐於由芒果葉搭成的華蓋之下，其形象也是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之一端，著通肩大衣，身上的衣紋呈“U”字形（南京博物院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樣式與之相同的還有日本藤木氏收藏的一尊早期金銅佛像，像高僅20厘米，有圓形頭光，高肉髻，上唇有小胡髭，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著通肩衣，衣紋呈“U”字形下垂，被認為是具有犍陀羅藝術特征的早期金銅像（水野清一：《中國における佛像のはじまり》，《中國の佛教美術》，平凡社，1968年。）。此外，在希克裏大佛塔佛傳圖上的“四天王捧缽”場麵中出現的佛像以及著名的白沙瓦迦膩色伽舍利容器上的坐佛像，也具有相類似的特點。
其次，錢樹佛像與這一時期四川地區出現的其他類型的早期佛像具有相似的造型風格。與這些出土於崖墓中的錢樹佛像可以比較的，還有四川漢代崖墓中出現的石雕坐像。如1940年發現於四川省樂山市麻浩第1號崖墓後室門楣上的一尊浮雕石佛像，其造型特點與錢樹佛像完全一致，也是圓形的頭光，頂有高肉髻，身著通肩大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結跏趺坐（李複華、陶鳴寬：《東漢岩墓內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6期。）。同年，在樂山柿子灣第1號東漢崖墓的門楣上，也發現兩尊佛像，形製與麻浩崖墓的佛像相同，特點也是高肉髻，著通肩大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擺（聞宥：《四川漢代畫像選集》，上海：群聯出版社，1955年。）。這個特點表明，錢樹佛像與這一時期四川地區其他類型早期佛像的起源、所接受的外部影響可能是一致的。
其三，就錢樹佛像造像本身而言，其形態雖然相對已較固定，但仍然還遺有一些明顯的非佛教造像的痕跡，如前述日本個人藏的一例錢樹佛像，其肩部似可觀察到向兩邊伸出的翼狀物（雖已斷裂），這是過去西王母之類神仙像常見的特征。所以，如果就這批錢樹佛像所處的總體環境而言，筆者認為其仍未脫出中國傳統的神仙崇拜的體係。
二錢樹佛像的年代及其與周邊地區早期佛像的比較
上述錢樹佛像中，經考古發掘出土者幾乎全部出土於墓葬之中。2001年，在重慶豐都槽房溝M9中出土有一尊刻有“延光四年（125）五月十日作”銘的泥質灰陶覆鬥形錢樹座，與其同出的有與上述錢樹樹幹佛像相似的樹幹坐佛殘片（《重慶豐都槽房溝發現有明確紀年的東漢墓葬》，《中國文物報》2002年7月5日第一版。），從出土情況上觀察分析，兩者似為一組器物，即本文所論的錢樹座與樹幹。但因此墓曾被盜，損失嚴重，具體情況不明，所以須持審慎態度。除此之外，其他各例錢樹佛像雖無明確紀年，但也可以通過伴出遺存的比較得出相對準確的年代。根據這些年代斷定，便可以進一步推知其他傳世品錢樹佛像的大體年代。
目前考古出土的這幾批錢樹佛像中，墓葬年代特征比較明確的有綿陽何家山崖墓、忠縣塗井崖墓、彭山崖墓等。其中，何家山崖墓的年代，原發掘簡報推定為“東漢晚期”，後來有意見認為，由於該墓前後室共埋有四棺，墓葬的延續時間在兩代以上，而錢樹佛像置於前室棺後，要晚於墓葬的鑿造年代，同時鑒於崖墓內僅發現漢末剪輪、環五銖，未見蜀漢錢幣，“或為東漢與蜀漢相交時期的遺物”（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筆者根據對墓中同出的“重列式神獸鏡”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相同的意見（霍巍：《四川綿陽何家山崖墓出土神獸鏡及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