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錢樹”，也俗稱為“搖錢樹”，是我國西南地區以四川盆地為中心，流行於漢魏時期的一種特殊的墓葬隨葬器物。這種器物一般由樹幹和樹座兩部分組成，樹幹、樹枝以及上麵的樹葉均為銅質，樹座則有陶質與石質兩種類別。由於其形狀似樹，以往發現的錢樹枝幹之上除鑄有神話人物、珍禽異獸之外，還多鑄出方孔圓錢，所以目前學術界基本沿襲了這一命名。為便於討論，本章也以“錢樹”這一定義為基礎，對此加以考察。
早在抗戰時期從四川省彭山崖墓內出土的一尊錢樹樹座上，人們便已經注意到，除傳統的神話題材之外，樹座上已經出現了佛像，這可以稱之為我國首次考古發現的“錢樹佛像”（最早披露這一發現的是《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一書，書中發表了它的照片，並且明確指出上麵的坐像是“真正的佛像”，參見該報告頁26、27，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這尊佛像與相距這一地點不遠的樂山麻浩崖墓享堂門楣上方的佛像年代相近，成為我國早期佛像（本文所論及的“早期佛像”，主要指已具有明顯佛像元素的一批圖像資料，其時代大體上為公元二至三世紀漢晉時代的遺存。）的代表作之一，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是經過多年來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又不斷有關於錢樹佛像的新資料出土，這為我們探討這一問題積累起一批十分可貴的材料。前人對於這一問題曾作過一些研討（在論及中國早期佛像起源問題時，學術界對搖錢樹佛像也有所涉及，但所作的專題研究不多，近年來有日本學者入澤崇《搖錢樹佛像考》一文，刊於《密教圖像》1993年第12號，可供參考。），但有些問題還有必要進一步加以研究。
一錢樹佛像的發現及其形製特征
迄今為止，錢樹佛像的發現，主要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同時也有一部分流傳海外的傳世品。迄今為止通過考古發掘與調查出土可納入本文所論錢樹佛像者約30例（南京博物院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羅二虎：《中國西南早期佛像研究》，《考古》2005年6期。），其中從造型藝術的角度觀察具有代表性者可舉出以下數例：
1．四川彭山第166號崖墓錢樹座佛像
1942年出土，現藏南京博物院。此件樹座為泥質灰陶，高21厘米，全器成圓形，樹座的表麵塑出模製的人像，其中間的一像結跏趺坐，高肉髻，右手結施無畏印，左手握拳執衣裳之下擺，身上的僧衣紋飾呈“U”字形下垂，具有明顯的佛像特征。其兩側尚有兩侍從站立而侍，對這兩侍從的身份學術界有不同的解釋（原發掘報告認為，此件器物之三人造形，布局上為“一主二侍從”，參見南京博物院編《四川彭山崖墓發掘報告》，頁37-3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其後俞偉超先生認為“三人整組都是佛教造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薩，即中為釋迦像，兩側為迦葉、阿難或大勢至菩薩和觀世音菩薩像”，參見其《東漢佛像圖像考》，《文物》1980年5期。吳焯先生不同意“一佛二菩薩”之說，認為兩側之侍從像當為“胡僧”，參見其《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但對這兩侍從正中一像的解釋，目前學術界公認其應為一尊早期佛像，不存在任何歧義。
2．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崖墓錢樹佛像
1989年11月出土，現藏四川省綿陽市博物館。此件錢樹分為樹幹與樹葉兩部分，樹幹殘長76厘米，其上分別鑄出5尊形象一致的佛像，均高6.5厘米。據原發掘簡報描述：佛像“頭後有橢圓形的項光，頂有肉髻，雙眼微合，兩耳較大，上唇有髭，穿通肩袈裟，右手豎掌，掌心向外，作施無畏印，左手握拳執衣下擺，衣角下垂呈“U”字形，繞於右手腕，再垂至足前，結跏趺坐”（綿陽博物館：《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3期。）。
3．四川忠縣塗井崖墓錢樹佛像
1981年5月出土，現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這一墓群共出土4株錢樹，分別埋葬於3座墓中。其中，第14號崖墓共出土兩株錢樹，形態各異，樹幹用數段相同的銅節綴合而成，每節上均有一尊佛像，共8尊，係以雙範合鑄法鑄成，佛像有高肉髻，著通肩大衣，右手結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結跏趺坐。佛像兩側由枝杈、雲氣構成屏背，並鑄出一對蟬形飾物，佛像頭部兩側各有方孔圓錢紋兩枚，周邊飾羽毛狀物（南京博物院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頁1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同地點第5號墓出土的另一件錢樹位於該墓中室後部，帶有陶座，樹的主幹由六節綴合而成，通高126厘米，每節上有一佛像，共5尊，特征同上，唯不同之處在於錢紋背屏上無蟬形紋飾出現（南京博物院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頁16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另可參見趙殿增、袁曙光《四川忠縣三國銅佛像及其研究》，《東南文化》1991年5期。墓葬發掘簡報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忠縣塗井蜀漢崖墓》，《文物》1985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