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龍畢竟是一種虛構出來的神靈動物，所以如前所論，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土出現的龍的形象也極其駁雜多端，在紅山文化曾發現所謂玉雕的“豬龍”，河南濮陽龍山文化的墓葬中也發現過龍與虎的圖案（有關龍形象的發展演變，近年來論著頗豐，如羅二虎《龍與中國文化》(海口：海南出版社，1986年)、林已奈夫《龍の話》(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年)等。），均無定型可言。從現在可以見到的考古材料來看，隻有到了漢代，龍的形象才相對趨於統一，形成了後世龍形象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同林梅村所言：“由於龍在中原銷聲匿跡，中原人士不知龍為何物，於是將古史傳說中的龍神化為神靈。直到漢武帝伐大宛，漢朝遠征軍從中亞帶回漢血馬，中原人士才終於再次見到龍。漢武帝稱其為‘天馬’而不是龍，這表明漢代人士已不清楚這些高頭大馬其實就是古史傳說中的龍。”（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頁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事實上，在漢代的考古材料中，我們既可以見到大量龍的形象，同時又可以見到“天馬”的形象，表明這個時期的天馬，和中原傳統的龍的形象已經各有其發展軌跡。上述各種有翼天馬的圖像，迄今為止尚不見於漢代以前的考古材料，足以證明它是在漢代鑿通西域之後，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才開始出現於中土，其來源與漢代各類有翼神獸一樣，均是外來文明的產物。但在，由於中國也早已有過“龍馬”之類的神話傳說，所以西極的天馬與中國的神龍才重新被熔為一爐，整合到戰國秦漢以來流行於世的昆侖神話當中，成為載人升仙的神驥。
最後，我們還要附帶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林梅村曾引述加拿大漢學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關於麒麟之名與吐火羅人對“天”的稱謂“祁連”有關的觀點，進而提出“那麼麒麟當係吐火羅神祇，意為‘天馬’或‘神馬’。……先秦文獻多次提到麒麟，月氏人西遷中亞以前麒麟已經傳入中原，從中亞大月氏王陵出土的神獸看，麒麟是一種長有雙角的翼馬”（林梅村：《中原與西域大型石雕藝術的關係》，《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頁159，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從漢代考古材料來看，麒麟與本章所論的天馬顯然不是一回事，而是另一類帶翼、雙角、蹄足的神獸，其形象與天祿、辟邪之類的神獸更為接近，兩者常常混淆不清。所以，它應當是屬於另一個係統的神獸，可能另有其來源和發展線索。不過，從它在中亞的原始形態為“長有雙角的翼馬”這一點來看，當中也可能包含有“天馬”的某些因素，與西方遊牧人所崇拜的龍神（亦即馬神）之間也應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第二，唐代吐蕃人也稱馬為“hrang”，讀音接近漢語的“龍”（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頁8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但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有關吐蕃人對“龍（hrang）”這一概念的認識。據筆者的了解，藏語中涉及吐蕃原始宗教“龍神”這一概念時，其所指代的不僅有馬，還包括其他各種神靈的化身。西藏原始宗教——本教文獻中有所謂《十萬白龍經》、《十萬黑龍經》和《十萬花龍經》等等，就含有對天、地、人間所存在的各種神靈甚至妖魔的記述，據介紹龍神的形象便有人身馬頭、人身獅頭、人身虎頭、人身龍頭等等，極為複雜（格勒：《論藏族本教的神》，《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至於吐蕃人對馬的崇拜與祭祀，在其本教曆史文獻中有所反映（褚俊傑：《吐蕃本教喪葬儀軌研究》，《中國藏學》1989年3-4期。），但其與大月氏人對馬神即龍神的崇拜，在方式和內容上已有很大的差異，已經不能單純地從字麵和讀音上來加以理解了，其間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