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國也有類似這種雙馬神的圖像發現，如在晚商青銅器族徽當中曾發現有一站立的人雙手各牽一匹馬者，如《金文編》著錄的屯簋、作父辛尊、作父丁尊上的“雙馬與大馬”。有學者指出，這些母題也可能是吐火羅係統牧民崇拜的雙馬神，因為晚商歐亞草原的文化聯係已經開始了，這些母題從形式上看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一人雙獸母題十分接近，估計內涵也同為祈求繁殖與健康之意。到了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我國中原北方地區同中亞、西亞的聯係進一步密切，開始出現了大量與《山海經》等文獻記載內容相似的大量神怪動物題材，有翼神獸也大致在這一時期傳入到中原黃河流域，一些“一人雙獸母題圖像”也有可能通過草原遊牧民族傳入（郭物：《一人雙獸母題考》，《歐亞學刊》第四輯。）。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地區戰國秦漢之際的青銅器上，已經發現了一類與大月氏人中流行的雙馬神像意匠上十分近似的圖像。位於橫斷山脈南段的西昌涼山鹽源縣境內曾經采集到一批青銅樹枝狀的器物，雖然其造型有細微區別，有學者將其細分為四型，但上麵的母題為正中一人，雙手各牽一馬，周圍有分開的樹枝和錢紋狀的圓圈紋，因其質地、製作風格等均與鹽源戰國至漢代的青銅器相似，所以將其年代也一般比定在這一時期。對於這種圖像的含義，有學者將其與商周時期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青銅神樹相聯係，認為其可能為“若木”一類的神樹（劉弘：《若木?神樹?雞杖》，《四川文物》1998年5期。），也有學者認為其為“樹神崇拜和在喪葬祭祀中實行死後歸葬等而鑄造的一種特殊祀物”（劉世旭：《四川鹽源縣出土的人獸紋青銅祭祀片考釋》，《四川文物》1998年5期。）。唯林向先生指出：“銅樹上的騎馬人，應該是上下於天地的神靈——太暭等的眾神之類。神馬其實就是龍……以馬為龍亦畜牧民族的一種宗教文化反映”（林向：《中國西南出土的青銅樹——巴蜀文化區樹崇拜的源流》，《巴蜀考古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開始接觸到問題的實質。在此基礎上更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它可能即是歐亞草原地帶的雙馬神流入中土後的一種變像（仝濤：《四川西昌青銅器上的雙馬神像》，未刊稿。）。這一重要的考古線索表明，具有歐亞遊牧民族色彩的雙馬神母題完全有可能已經通過歐亞草原經西北地區、再沿橫斷山脈南下進入到西南腹地。
由於良馬對於遊牧民族具有重要意義，西域各遊牧民族對龍神，也即馬神的崇拜與祭祀習俗，流行甚廣，看來已並不僅限於大月氏人。漢代中原人士對此也已有了相應的認識。如《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於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史記索隱》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蘢）城。”這裏所說的西方胡，可能包括眾多西域騎馬為生的遊牧民族，而其所祭祀的“龍神”，大約也應當為馬神。
《魏書?高車傳》：“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發，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這條文獻中所言之“龍馬”，與漢以來西域所傳之“天馬”當係一類，但稱其為“龍馬”，當另有更為深刻之寓意，實際明了“龍”與“馬”兩者之間密切的關係。
將上述兩條線索交會重合起來，我們似乎可以廓清東西方文明交流融會的一個重要事實：隨著漢武帝遣使開通西域之後，西方古代印歐民族的帶翼龍神，實際上也就是馬神，被早已具有神龍崇拜的中國人逐漸認知。由於先秦以來中國也曾有過將高大的馬視之為龍的認識，所以，西方傳來的天馬與中國傳統的神龍自然珠聯璧合，從而被吸納、演化成為中國人昆侖神話中可以驅之升仙的神靈。簡而言之，漢武帝從西極尋求而來的天馬，實際上也就是他期冀中的神龍。於是在漢人所作的廟堂郊祠歌中，才有了諸如“（天馬）騁容與兮跇萬裏，今安匹兮龍為友”、“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台”這樣讚美天馬也同時讚美神龍的詞句。